此种关切，原本并非像现在这般如此沉重地压在心头，随着案件态势的发展，却与日俱增……

　　从悲愤麻木到建议

　　对孙志刚案的注意，是在一腔复杂的情绪中产生的。回首反顾，似乎难以把纠结在一起的情感之丛分辨清楚。只是，至少有愤怒、悲凉与麻木。愤怒者，为一个鲜活的生命无端端地被滥用权杖的执法者残酷剥夺；悲凉者，为平日里真切向往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理想受到如此肆无忌惮的蹂躏、践踏；麻木者，为早已频频见诸媒体的类似孙志刚的那些血淋淋事件。麻木，本不应有；但当时既已生成，现在亦不必讳言。

　　是挚友萧瀚，把我从这种可耻的麻木中拖将出来。萧瀚是一位对任何的非正义极具敏感、眼光与笔锋同样犀利的学人。孙志刚案一经披露，他以常人无法在其瘦弱身躯上想像得出的坚定毅力，直面事件中的罪恶、黑暗与血腥，夜以继日地提笔写作，几乎每天都为此案奉献一篇见地深刻之评论。在5月14日许志永、腾彪、俞江三位博士以公民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之后，也是在孙志刚案联合调查组公开初步调查结论，相关犯罪嫌疑人纷纷受到羁押之后，萧瀚通过电话表示他更加关切此案是否可以得到公正的调查和处理，并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设想。起初对这一设想的可能效果狐疑不决的我，最终被说服了。

　　5月19日夜，北京西苑饭店大厅茶座，萧瀚、何海波及其夫人叶逗逗和我，聚集一处商讨建议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一番议论后，尽管对特别调查程序的启动并不抱乐观期待，但是，案件初步调查结论的诸多疑点、真正责任的可能被遮盖、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替人受过，促使我们决意通过建议的方式，表达对个案能否获得公正处理的关切。一个基本共识：行动的意义大于结果。

　　牵挂：为公正对待个体生命的紧迫性

　　在起草、拟订建议书的过程中，几经交流，贺卫方、盛洪、萧瀚、何海波与我，对建议书的另一面内容也大致形成合意。

　　三位博士的建议，对于提升违宪审查在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对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未来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甚或废除，与其建立一样，当在充分、细致的调查基础上，经过审慎的、理性的、乃至激烈的论辩之后进行。收容遣送制度由来已久，可制度设计者原先的设想、制度现实运作中已经出现的异化、其在现下承载的可能正当和不正当的功能、零星报道早已披露但未完全揭开盖子的暗藏罪恶，都从未有详细的报告和论证。在此情形下，议论此项制度的违宪违法性、提议废除、甚而在结果上可能一举消除所有的收容遣送站，似乎过于急切而有失必要的谨慎，在决策者那里，似乎也不易获得肯认。为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公正、独立、权威的调查，以便为制度改革、为可能的人性化替代制度之设计确立基石。

　　正是虑及制度改革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正在接受调查和羁押的当事人的命运，更加凸显应予深切关怀的意义。尤其，恶性事件曝光到初步调查结论公开，仅仅不及二十天，如此迅速的处理，勾出我们心底的隐忧：为平息群情的激愤，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冤情？

　　建议书上交以后，参加了多个对孙志刚案及相关制度的研讨会。一次关于违宪审查程序的讨论，恰逢广州市法院已经开庭审理此案。如坐针毡的我在会上激动地提出，收容遣送制度不可能在一、两天内改革，从1982年立宪以来一直在学界争论不休的违宪审查制度，也不可能在一、两天内建构起来，而被指控伤害孙志刚的犯罪嫌疑人正在接受审理，几天之内就会有对他们的命运至关重要的审判结果！可从已有的报道看，至少有些当事人似乎存在被胁迫加入行凶行列的情形，我们为何不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

　　会上的激动渐趋冷静，我也为对与会人员的可能冒犯而略有歉意。毕竟，收容遣送的存废问题、违宪审查的建构问题，关乎未来成千上万人生存的制度环境，关乎未来是否能够避免像孙志刚那样的类似事件的发生。在这些问题上的努力，是同样重要的。然而，想到那些犯罪嫌疑人，内心的牵挂仍然萦绕不去，而且，愈益强烈。思绪偶尔会散发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许它对欧洲大陆封建制度的冲击是巨大的，或许它为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加上了助推器，可是，当时有多少个体生命在一片群情聒噪中，失去了基本的存在。一个具体的人，出于坚定的信念，为制度的改造自愿奉献自我乃至生命，其精神与情操无疑是高贵的。但是，制度演进的伟大意义，无论如何，不能以强制牺牲弱小生命的伟大存在为代价，尤其在有能力避免此类牺牲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