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上述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特殊关系基础上，晚清社会所出现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欧洲的公共领域，即罗威廉和兰钦所研究的管理型公共领域。这一管理型的公共领域，或者用黄宗智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是一种在国家权力与宗法社会之间的组织，以地方士绅，特别是城市绅商为主体。他们不议论朝廷国事，所关心和从事的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比如赈灾、慈善、消防、水利等社会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由于国家的资源和权力有限，地方绅士对这些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也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鼓励和支持。它并不是与国家对峙的公共空间。相反地，是一种“国家权威的社会性设置”。它建立在地方性与团体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像欧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那样建立在对个人权利与私人财产的保护上。换而言之，在19世纪的中国，虽然有士绅公共领域，却没有欧洲那样的市民社会。它更多强调的是地方士绅的公益精神，而非捍卫私人权益。13

　　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和讨论的下限基本局限在19世纪，研究的领域也多集中在浙江、武汉、成都这些中小型城市和城镇。14 那么，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在上海这样的相当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呢？我对晚清以来上海公共领域的研究表明，这种批判性的公共领域，以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开始，随着各种具有时论功能的报纸、杂志以及知识分子社团、沙龙的涌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过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生产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15 与地方士绅为主体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不同，它在中国的历史中自有其渊源可循，来自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这些传统因素在清末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批判性公共领域的主体不是那些地方性士绅，而是具有现代意识和救世关怀的全国性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公共媒体、政治集会和全国通电，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公共舆论，对当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如此，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中国公共领域，依然与哈贝马斯所说的以欧洲经验为历史底色的公共领域，有众多不同：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因而，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为主体，而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这样，对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循着两种不同的路径进行，一种是近代地方性士绅与城市的管理型公共领域的关系，另一种是现代全国型知识分子与都市批判型公共领域的关系。这两种公共领域所呈现的空间虽然有重合，但显然各有特色：前者多为茶馆、会馆和士绅团体，后者则为咖啡馆、沙龙、公共媒体、同人刊物和现代知识人团体。每一个城市空间，都形成了一个或大或小的关系文化权力网络，知识分子借助这些公共领域，形成了各种相互交错和重叠的共同体，并交织而成一个巨大的以都市为中心、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逐级辐射的等级性的知识分子网络空间。无论是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个体的研究，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网络空间中，才能找到研究对象的确切位置。

　　三，都市知识分子的特征

　　从乡村知识分子到都市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之中，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直接转型，其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过渡形态。最早从乡村知识分子当中分化出来的，是明清时代的儒商和文人墨客，如钱谦益、郑板桥等。他们的生活基本脱离了乡村，进入了扬州、苏州、杭州等商业城市，亦官亦文亦商，形成了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城市生活和世俗文化。第二阶段，到了晚清，随着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崛起和租界的出现，在大都市里面出现了像王韬、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型知识分子，他们以租界为活动背景，以洋务为职业，又带有传统江南文人的文化习性和气质。相对科举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洋务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边缘，但随着社会的分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译书、出版、办报、办学等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正业和主流，从中产生出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为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新运动催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游离正途、在民间发展的异端士大夫，他们虽然身居民间，却占据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凭借着都市所提供的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掌握了颠覆乾坤的公共舆论。这些人的身份有自由作家、学堂教习，也有职业报人和职业政治家。到了这个阶段，知识分子与都市的关系不再是洋务时期那样的边缘性和模糊性，而是具有紧密的关联，他们的活动和舆论参与建构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成为都市风景中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最后，到民国以后，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媒体产业逐步完善，以都市为中心的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网络形成规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终于定型了：他们可能是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充满了布尔乔亚的高贵、优雅和矜持，也可能是鲁迅这样的自由作家，愤世忌俗，与秩序为敌，洋溢着独立不羁的波希米亚精神。总而言之，到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与乡村完全斩断了精神上的脐带，成为完完全全的都市人。 　　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但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与乡村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不是像后者那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