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专门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设立宪法监督的专门委员会在违宪审查中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专门委员会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辅助性工作机构，不是独立行使职权的国家机关。它只能在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的前提下，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对宪法争议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报告；既不能主动受理宪法争议案件，也不具有独立的裁决权。当发生宪法争议时，尤其是法律本身的合宪性发生争议时，要使这类争议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认可，以交付宪法监督委员会进行审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赋予专门委员会可以直接受理宪法争议案和一定范围的裁决权，这实质上是改变了我国的专门委员会的地位及其运行机制。

　　第二，从违宪审查的对象和内容来看，立法机关违宪审查制实质上是排除了法律违宪及其审查，因而是一种不完全的违宪审查制度。立法机关违宪审查制主要盛行于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国家。在立法机关审查制下，法律的合宪性，主要是通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立、废、改来保证。在英国，“议会在通常的立法和修改法律的过程中，忠实地保护了宪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免受普通法律的侵犯。”[7]法律的违宪性似乎是难以成立的。对立法机关来说， 只要是依据立法程序通过的法律，必然是合理的和符合宪法的，不存在违宪的判断。因而有学者断言：实行“议会至上”、“议行合一”的国家，一般不存在法律违宪的问题。[8]在我国国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和监督活动中， 实际上也是将法律违宪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的。[9]

　　在当今世界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中，法律的合宪性已成为违宪审查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我国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因此，法律违宪的可能性及其补救措施，理当成为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大量的立法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的，而由其来裁决自己通过的法律违反宪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现行的违宪审查体制下，通过增设宪法监督的专门委员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违宪性审查，却难以解决法律的合宪性审查问题。

　　第三，从违宪审查的性质来看，它是一种适用宪法的专门活动。因此违宪审查机构的设置及其组织应当适应宪法适用的需要，具有适用宪法的资格和能力。一方面，违宪审查机关是宪法的“守护者”，应当具有较高的权威；另一方面，违宪审查也是解决宪法争议的活动，又具有司法裁判的性质。这就要求实施违宪审查的机关具有一定的专门性，其组成人员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具有对法律和其它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判断的能力。实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违宪审查体制和增设宪法监督的专门委员会，固然保证了违宪审查机关的最高权威性，然而却难以满足违宪审查具体适用宪法的专门性和专业性要求。

　　笔者认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质上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机关，不是也不应当成为宪法争议的裁决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它的组织和活动实质上在于代表和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就是表达人民意志的突出体现。无论是全国人大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都难以有效地承担违宪审查的职责，也不适宜成为宪法争议的裁决机关。现行宪法颁布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践已经印证了这一点。[10]而就人大代表来说，整体上也并不具有裁决宪法争议的能力。作为人大代表和作为违宪审查机关的成员，在政治素质上有共同的要求，但在专业素质上的要求是不同的。作为人大代表，主要考虑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表达人民的意志的资格和能力，合格的人大代表不一定能成为合适的违宪审查机关成员。增设宪法监督的专门委员会，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状况。因为，它的成员也是从人大代表中产生的，受制于代表构成成分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