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询监督是立法机关依法就有关事务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质问，要求他们在法定期间内予以答复及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制度。它是立法机关的一种重要监督方式。 我国宪法对此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宪法第7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委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机关必须负责答复”。这是有关质询立法的重要的宪法依据。笔者认为该条规定有以下三点疏漏：

　　一、从质询的对象来看，质询对象狭窄，与宪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

　　众所周知，我国中央国家机关体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既然质询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方式，那么对上述国家机关行使质询监督权，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宪法第73条却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质询对象仅局限于国务院及其各部委，而遗漏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样就有可能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成为一句空谈。

　　有人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对人事的监督， 其具体体现就是宪法第63 条和第67条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人事罢免权。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监督既包括人事上的监督，也包括工作上的监督。 况且， 宪法第67条第7款已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里的监督即指对上述机关的工作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以及其组成人员是否尽职尽责的情况所进行的监督。监督的方式是全方位的，没有理由把质询排除其外。

　　也有人对“人大”质询法院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各自有明确的职能和分工范围，“人大”质询法院势必侵犯法院的审判权[1].对此观点，我们实不敢苟同。 在西方，国家机构体制是按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行使且相互制约，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关。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司法是独立于议会和政府的，司法审判机关既不由议会产生，也不对议会负责；法官终身制，除非违法，不受议会免职。因此，立法机关不对之适用质询程序。我国则不然，我国的国家机构是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虽独立于政府，依照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他们从属于其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它们与其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是决定与执行、产生与负责、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中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是其最根本的关系，而“质询”正是这种最根本关系的集中体现。否则，“监督”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况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两高”的质询，主要是对违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监督，并不干涉其对具体案件的审理。总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必须对法院和检察院进行质询监督。

　　在质询监督中，争议最大的是能否将中央军事委员会列为质询对象？笔者认为，加强对国家军事机关的监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首先，从军队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从而保证军队的人民性质；其次，从国家体制来看，有些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归属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议会对总统的监督也就包括了对军事指挥权的控制[2].而在我国， 军事机关是独立的机关， 必须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尽管我国宪法第94条规定，中央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宪法第62条、63条还规定，全国人大有权选举和罢免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军委其他组成人员，但这些都是非常原则的，且监督手段单一，难以适应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需要。要加强对军事机关的监督，就必须扩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范围，将军事机关纳入质询监督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