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骥接受和承袭了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杜尔克姆社会连带主义思想，把社会连带主义思潮系统化，并首次将其带入法学研究领域，与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直接结合，创立了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石就是“社会连带关系”。他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反对探讨国家和法律的本质，否定社会连带主义关系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说法。社会连带关系仅表明一个事实，人在社会中永远并只能和其他同类一起生存；人类是一个原始的自然实体，绝非人类意愿的产物，因而所有人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类群体的一个部分。……人对人类群体的依赖与人的个体性不是一个先验的断言，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观察结果。[7]狄骥认为“社会连带性”与“社会相互关联性”表达的是同样意思，“人们相互有连带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满足，他们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过互相服务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因而，如果人们想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连带关系的社会法则。连带关系不是行为规则，它是一个事实，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8]社会连带关系尽管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但其本身是永恒的。他肯定了杜尔克姆对相互关联性的划分和基本结论，把社会连带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求同的相互关联性，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一种是分工的相互关联性，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9]维系社会紧密性的力量正是建立在相似性或劳动分工的相互关联性上，该力量越强，社会就越紧密。随着社会发展，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的相互关联日益增强，而建立在相似性之上的相互关联成为起第二作用的力量。两种相互关联性可转化为许多不同形式，其中第一类可能较另一类更占主导地位。个体处于连带关系中是因为他对其他人有用，其他人对其同样有用，个人自由是作为社会连带关系的基本因素出现的。个性越发达，个体差异越大，就意味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社会相互关联性就越强。现实规律决定了社会中的人要遵守某种行为规则，即不做任何损害此种社会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可以做任何本质上用于实现并发展机械相互关联性与有机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合理的人为规则应该是对上述原则的表述、发展与实施。社会规范是社会中人们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违反这些规则就会引起社会集团内部的社会反映。但“狄骥的所谓社会规律并不是唯物主义者所指的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客观法则，而是一种主题性的规则，它‘不能是一种因果律’，而‘只能是一种目的律’。”[10]狄骥认为社会规范不外是社会固有的规律，社会和社会规范不可分离，包含着社会规范为社会存在所必需、社会存在是社会规范的基础等可贵思想。他把社会规范分为经济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构成了社会规范的最高部分，成为客观法或法律规则。客观法即施加于社会中个人的一种行为规则，在某一确定时期，社会认为对这种规则的遵守能保证公正和大众利益，违背该规则的行为会引起社会公愤。无论是经济规范或道德规范，其本身都不是客观法，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法律规范，而一切法律规范都是道德规范或经济规范。客观法或法律规则与其他规范一样来自社会相互关联性，其个体性与社会性、持久性与一般性均在于相似性的联系或劳动分工的联系。“当群众的个人自觉意识了解规则必须具有一种社会制裁的时候，这种规则便是法律规则，就是社会连带的感觉和公平的感觉使法律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也使组成法律规范实施的习惯或成文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法律规则只是因为有了一个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11]正是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基础，狄骥在批判历史和现实的中提出其庞大而独特的宪法思想。

　　狄骥从实证角度对社会连带关系的分析和研究，他看到了社会连带的客观现实，并从客观现实推导其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然后再到实在法，符合从经济事实中寻找社会现象根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狄骥强调人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存在，社会规律因构成社会的人有自觉性而与自然规律有很大区别的论点有其积极因素[12].但狄骥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没有看到社会连带关系的本质以及社会连带关系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具有超阶级色彩。事实上，社会与自然一样存在客观规律，“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规律。”[13]从根本上看，狄骥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在其有破有立的理论建构中亦暴露出自身的矛盾和局限。“狄骥的学说不是一个实证的科学理论。狄骥强烈地攻击自然法学说，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理论。然而狄骥的和实证立法相区别由社会协作关系所产生的客观法也是一种自然法学说。他强烈地攻击主观主义，然而，他在1921年以后以社会成员的正义感作为形成客观法的一个渊源。尽管在他看来，正义感是可以观察的事实。实际上正义感和各个人、各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没有个人的和阶级的主观主义存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