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恐怖的SARS病情和今年爱滋病传播的可怕态势，使我们感到人类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性，也使我们有必要增强一种地球村的意识。以前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今天我们却发现：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对传染病来说，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城里的人还是乡下人，它都能制造一种“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可怕状况。因此，如果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核冬天曾经使人们关注过人类共同命运的话，如果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曾经使我们有了“地球家园”意识的话，那么今天全球严峻的爱滋病、SARS等传染病问题，再一次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这个严峻的挑战使我们开始反思过去，反思中西人权冲突，反思全球化问题，反思南北关系和东西方关系，反思中国内部的严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二元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今天我们关注的爱滋病等公共卫生问题，将成为人权代际的纽带，将成为南北关系的桥梁，将成为消解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张力的媒介。

　　一、健康权及其国际和国内救济

　　（一）人权代际的概念

　　人权代际的概念，或者“三代人权”的概念，是法国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克（ Karol vasak ）提出的。他认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形成于俄国革命时期，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是对全球相互依存现象的回应，主要包括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瓦萨克根据公民与国家的不同关系样态将第一代人权定性为消极的人权，将第二代人权定性为积极的积极，而将第三代人权定性为连带的权利 （the solidarity rights）。[1]尽管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计划”（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认为，第一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第二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互依存的（inerdependent）、相互关联的（inerrelated）和同等重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和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仍然认为，第二代人权远远没有第一代人权重要。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则更加强调第二代人权的重要性。而对于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被第三世界倡导的第三代人权——发展权，则在西方世界很难得到承认。

　　造成这种对人权代际认识上中西差异论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表现为权利的可诉性（judiciability）问题。由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权利救济，在国内则可以诉诸司法机关，在用尽国内救济的情况下也可以诉诸国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即能够获得国内和国际的司法救济。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权利救济，由于该类社会权利是以缔约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为条件的，是以缔约国政府的积极义务行为表现出来，因此针对政府的社会权利的诉讼要达到充分有理（reasonable）是很难评估的，因此，在国内救济方面，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的诉讼远远没有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诉讼那么充分和及时；在国际救济方面，表现为以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报告审查来完成的。由于两类权利在可诉性的差别，长期以来使西方国家将第一代人权凌驾于第二代人权之上。虽然第二代人权可诉性缺失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受制于缔约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情况，从而使违反人权义务的针对国家的诉讼很难实现。但是其可诉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第二代人权概念的模糊。

　　（二）健康权的司法救济

　　1.国际组织下的报告程序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救济方式可以接受个人和国家的申诉不同，对于健康权的国际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的国际条约下的国际组织的报告程序表现出来。如，1985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成立，它是联合国负责监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履行条约义务情况的机构，负责审议各缔约国定期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该国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采取的步骤以及在享受人权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和联合国专门机构送来的其他报告的研究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一般性建议，以帮助缔约国完成其执行公约的任务；提请缔约国注意其提交的报告中的不足之处，建议改进报告程序的方法；促进缔约国、各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加快采取行动，从而使人们充分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