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侵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有关费用问题，在我国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上已有反映。例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1 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假冒商品）协议》第45条也涉及到上述费用。

　　在确定直接损失时，既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也不能将其扩大化。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著作权侵权损害中，被侵权人为创作作品或发行作品已支出的费用属于直接损失。〔6〕应该明确， 这里的“创作作品或发行作品已支出的费用”不是因侵权行为引起的。根据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原理，这部分费用不属于直接损失范围。

　　间接损失是侵权行为给知识产权权利人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另一部分内容。它是指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失去的利益，这部分利益是权利人正常行使权利时能够得到的合理的预期收入。英国知识产权学者考内斯（Cornish ）在谈及知识产权的性质时曾指出：“知识产权是权利人被授予的在市场上的排他权”。〔7〕也就是说，根据知识产权， 权利人拥有利用其智力成果或者工商业信誉而获得市场利益的独占权利。侵权行为即是通过对这种权利的分割，致使权利人失去可预期的市场利益。例如，侵权人制造并销售了他人的专利产品50个单位，假设市场上对这种专利产品的需求是100个单位，则侵权人挤占了专利权人50 个单位的市场份额。同时，如果侵权人的产品粗制滥造，还损害了专利产品的声誉，致使市场对这种专利产品的需求下降，比如降至40个单位。最终导致专利权人失去了自己或许可他人制造并销售这种专利产品而获得的市场利益。这种利益即是专利权人应得而未得的利益。由于智力成果和工商业信誉本身是无价的，作为一种财产，是指它们通过市场交易后所转化的经济效益。〔8〕因此， 市场利益的损失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主要内容。

　　与专利权和商标权不同，知识产权的另一组成部分著作权具有双重内容。即除了财产权以外，它还包括人身权。因此，著作权的侵权损害除了财产损失以外，还包括人身损害。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公民的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而且，赔偿损失不是以经济损失的存在为前提。我国《著作权法》也规定了对侵犯著作人身权的，可以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

　　三、损害赔偿的性质

　　损害赔偿制度发展到今天，已从早期的“惩罚性赔偿”演变成赔偿数额与实际损失基本相等的补偿性赔偿。“赔偿不再是对侵害人的惩罚，而是对受害人损失的弥补”。〔9〕然而，在英美法系国家， 这一制度却有着另外的内涵。在这些国家，损害赔偿包括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部分。这意味着侵权损害赔偿不以“填补损害”为限。对于故意或者恶意的侵权行为，法院可令行为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在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侵权损害赔偿，通常认为除了补偿性损害赔偿以外，还应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但是，根据我国民事基本法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并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本身来考察，这一种损害赔偿不宜用于知识产权的侵权损害赔偿中。

　　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来看，它是在被告的行为是故意或者恶意的时候，作为惩罚被告的一种方式而给予原告的损害赔偿。在英美法国家，这类损害赔偿一直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何时裁定这种赔偿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二是如何计算这种赔偿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缺乏有关法律时，陪审团的直觉就成为确定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基础。〔10〕以致于惩罚性赔偿金的数目难以预测。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惩罚性损害赔偿成为当代侵权法中最复杂、最有争议的制度之一。〔11〕英美法国家惩罚性损害赔偿所适用的条件表明，这项制度的功能在于“惩罚侵害人”，而非“赔偿受害人”。在我国，类似的惩罚侵害人的功能则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去实现。首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一种可与民事责任同时适用的惩罚措施，其中就包括了“罚款”。这种惩罚措施适用于故意或者重过失侵权等情形。其次，我国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采用双轨制，即通过行政和司法两个途径保护知识产权。对于故意侵权等情形，除了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外，还可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例如，《著作权法》以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作为区别标志之一，将著作权侵权行为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是侵害人只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侵权行为；另一类则是侵害人除了要承担民事责任以外，还可能要承担行政责任的故意侵权。对于后者，侵害人承担两种性质的财产责任：其一是民事赔偿责任，即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其二是以罚款形式体现的行政责任，罚款归国库，不归受害人。惩罚侵害人的功能通过“罚款”实现。因此，在我国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无须再运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去解决对侵害人的惩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