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2004年的辩论是远远不够的，是非之争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也存在将改革引向倒退的风险。应该有一场全社会参与的广泛讨论来回答国企改制中遇到的棘手问题，讨论的重心就在于改制的方法而不是改制的必要性。仅凭几个学者出于道义或者良心，口吐真理似的抛出一些空洞的“策论”已经毫无意义了。也不能仅由繁忙的国资管理部门甚至立法部门突击加班来完成。

　　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我们以实事求是的姿态直面国企改制的困局。需要把认识能力从对虚幻的理论崇拜提高到直面问题的层次上来。对于涉及面和影响面如此深广的重大话题来说，只有广泛地进行辩论，听取社会各阶层的声音才能获得较高程度的社会认同。在此基础上，再完成一个宪法意义上的立法就是有理有据的了。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打破既得利益者企图在隐秘和充满禁忌的状态中趁机牟利的幻想。

　　需要强调的是，讨论的目的在于寻找次优答案，当前国企改制的两难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转制历史已经明确地警示：不存在最优的答案。

　　此外，讨论的着眼点应在于程序和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制定一些绝对无法落实的法规是毫无意义甚至是非常有害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一是国资管理部门必须围绕有效监管完成的自身改革，二是同时必须启动市场制度的改革，从保障直接利益人参与、股市监管制度和市场中介机构管理制度改革等角度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