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因果关系模糊性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局外人和事后研究者会觉得事情是如此清楚明白，简直不言而喻，但事实上，要确定赔偿责任者是如此之艰难，它不仅是从事审判的法官公正、谨慎的职业要求所致，也因为让企业承担赔偿责任虽非“与虎谋皮”亦似“与虎谋毛”，还因为许多环境污染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是一种间接的、可能的因果关系，存在一种叫做“科学不确定性”的模糊区。日本著名的公害诉讼事件中，富山痛痛病病因自初次发现患者到政府确定历时22年，熊本水俣病的病因确定经过了15年，由此可见一斑。

（六）遗传性

环境污染损害的遗传性广义上是属于其长期性特点的，但我们还是将其另列出来，因为它已不同于长期性，它似乎已“脱离了”环境污染损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其另列出来，我们应该看到，它不是脱离了环境污染损害，而是，它依然属于环境污染损害。比如日本的水俣病，“据80年代末统计，水俣市确认的水俣病患者2200人，已死亡400人，全国患者约3万人，死亡逾1000人。实际情况远远超过此数字。患者的病状不堪入目，他们被病痛折磨得随地翻滚、痛苦地呻吟、甚至疯狂吼叫，或染病不久，即被夺去生命；或不堪忍受痛苦，投海自尽；或终生残废，卧病数十年，苦受病魔的煎熬。水俣病更加恐怖之处还在于它有遗传性，对后代遗害无穷。”[4]剥夺这些水俣病患者的后代的求偿权，体现的不会是法律对公正的追求。

（七）面广人众

从环境污染侵害发生的空间看，污染物往往在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介质中进行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乃至核变化，通过迁移、扩散、交叉、接触及吸收和富集等，使人们的身体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害；或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而致人损害，故环境污染损害在空间上具有广阔性，导致环境侵害受害方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在日本，“熊本水俣病，从其受害之广及受害情形之悲惨而言，是世界有史以来，仅次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的人为灾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公害病。现在，水俣病污染人口已达20万人之多。”[5]在中国，1994年5月至6月，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华造纸厂，因排放废水而污染河水，造成鹤岗市区域内的新华农场第十二生产队和第十三生产队、鹤岗市新华镇、黑龙江省汤原县吉祥乡等地区大面积水稻减产甚至绝产。受害的农民共计1587户，受害水田面积1167.6公顷，造成损失达666万元。而这还不是中国最大的环境污染事件。

二、环境污染损害诉讼时效的问题

关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现存的诉讼制度中存在一定问题，一是由于原告资格的限制，使得在中国提起环境民事诉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是在许多情况下，因侵权人不明，受害人无法提起诉讼；三是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诉讼往往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四是诉讼时效期限长度不够，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6]笔者以为，核心是诉讼时效和被告人的确认问题，故本文仅涉诉讼时效及起诉要件中“明确的被告人”问题，原告的适格问题暂不予探讨。

（八）三年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可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为三年。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诉讼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的规定于受害人不利。如前文所述，环境污染损害有间接性、潜伏性、长期性、遗传性等的特点，直接的和必然的因果关系链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是无法找到的，受害人往往“难以知道”或根本就“不知道”受到的是什么损害。在现代工业化如此发达的社会，受害者在知识方面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应当知道”对他们来说大会过于苛刻了。在现时诉讼中，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是远远不能够保护受害当事人的。三年，往往在人们还不知就里时就早已过去了。诉讼时效是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持续状态超过法定期间便丧失司法救济权的法律制度，其用意是督促受害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三年的诉讼时效，因损害客观上的特点，决定了受害人主观上再积极也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

（九）最长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环境损害赔偿的最长诉讼时效沿用民法通则二十年的规定，这是一个不可变的除斥期间。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将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表述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三年诉讼时效表述为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二者的不一致是法律上的不协调。前者着眼于主观认识意义上的法律权利是否受到伤害，后者着眼于客观存在意义上的财产或身体健康是否受到伤害。其次，二十年对于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求偿来说，第一，本身也不够长，已知的日本富山痛痛病病因自初次发现患者到政府确定历时22年，熊本水俣病的病因确定经过15年，未知的环境污染引发的损害原因的查明，又有谁能保证会比这更乐观一些呢？第二，由于本身的不够长，因而也就不能弥补三年时效短的缺陷。

三、时效起算点的修改

环境问题会不断发展变化，环境法及环境法学的问题也将层出不穷，但当务之急是修改环境诉讼的时效制度。

（十）修改时效期间的长短

尽管环境污染损害诉讼时效三年及最长时效之二十年均有过短之嫌，但延长的幅度多少为恰当，中外皆莫衷一是。就法律与案件这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言，时效期间长短的修改不是上策，任何一个时间段作为时效期间都不能普遍地、很好地适用于每一个案件，而且会减损时效制度的精神和内在价值追求，对有的案件来说会显得没必要那么长，而对另一些案件来说则仍然不够长。此外，对最长时效而是年的修改，还会引起整个诉讼时效体系的不小的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