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某外服公司)。

　　1998 年5月1日，张某与某外国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上海代表处)签订了《聘用协议书》，约定张某被聘担任秘书工作，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工资为人民币 4000元。1998年5月15日，某外服公司与上海代表处签订了《聘用中国员工合同》及《中国员工聘用合约》，约定上海代表处聘用张某担任秘书，期限为 1998年5月15日至1999年5月15日;中国员工年终加付一个月的聘用费，当年受聘不满一年的，按实际受聘月数每工作一个月加付月聘费的十二分之一。1998年6月16日，张某与某外服公司签订《制雇员合同》，约定某外服公司派遣张某至上海代表处工作，合同期限为1998年5月15日至 1999年5月15日;如聘用中国员工合同延期，则该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双方无异议，合同将顺延同样期限;张某可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和哺乳假等。签约后，张某至上海代表处工作。上海代表处则在张某三个月试用期满后，将其工资调整为每月人民币5000元，以后每月又增加伙食及交通补贴人民币400元。嗣后，张某与上海代表处另一员工结婚。1999年4月21日，上海代表处以不接受已婚雇员在同一办公室工作为由，对张某作出解聘决定。张某提出异议，双方进行协商但未果。4月22日、26日，某外服公司两次发函要求张某做怀孕检查，张某未予答复。同年5月13、18日，上海代表处致函张某称，聘约于5月15日期满，期满后将不再续签。5月19日，张某离开上海代表处不再上班。同年6月3日，某外服公司以合同终止为由开具了退工单，并于6月19日将退工单送达张某。6月10日张某经医院检查确诊为早孕，并于2000年1月28日顺产一子，出生孕周为41周余。

　　1999年7月13日，张某向上海市某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外服公司继续与其履行劳动合同，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等。

　　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裁决：张某与某外服公司的劳动合同顺延并履行至张某“三期”情况消失，对张某其余诉请未予支持。

　　张某不服裁决，诉至法院称，某外服公司在其孕期终止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法规定，要求某外服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恢复上海代表处工作岗位，支付自1999 年5月起致其“三期”结束每月工资5400元、按工资总额25%支付拖欠工资的赔偿金、补交社会保险费、报销医药费，并享受上海代表处的年终双薪及奖金。

　　某外服公司辩称，劳动合同期满前，该公司得知张某可能怀孕后曾多次通知张某作怀孕检查，但遭拒绝，该公司于合同期满后作出退工决定并无不妥。鉴于张某确怀孕及分娩的事实，同意顺延劳动合同期限致张某“三期”结束。但上海代表处明确不愿续聘，故无法恢复原工作岗位。张某的工资待遇应根据该公司员工的平均收入的 70%计发。福利待遇亦应根据其公司员工的一般标准，不同意张某的其余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