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上的分析

　　(一)《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到底应做何理解?债权转让协议是否须征得债务人同意方及于债务人，抑或只须通知即可?对此，于《民法通则》制定后不久，在王家福教授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中认为，《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其意为债权让与应当取得债务人同意。[2]其后张广兴编著的“九五”规划高等法学教材《债法总论》也认为《民法通则》此条之规定的本意为债权转让应征得债务人同意。[3]崔建远主编的《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析(上)》认为我国统一合同法在合同权利转让对债务人的效力问题上，采取了明确的让与通知的原则，《合同法》第80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这一规定突破了《民法通则》旧有的让与同意的立法模式，具有先进性。[4]由以上列举可知，我国这些权威著述和权威学者都认为《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实际上是采取了债权让与的债务人同意原则。笔者以为，以上学者是我国民法学的开拓者和倡导者，有一些甚至直接参加了《民法通则》的制定，当更能理解《民法通则》制定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理由，因而认为《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关于债权让与的规定是采债务人同意原则较为可信。同时从历史角度来考察，我国民事立法对债权让与的态度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由严格立法主义到自由立法主义的过程。[5]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把当事人合意转让合同债权视为“买空卖空”、“转包渔利”、“倒卖经济合同”的行为而严加禁止。[6]到1986年改革日渐深入，搞活经济已成共识，应运而生的《民法通则》则较《经济合同法》对此问题采较为宽松的态度，允许债权协议让与，但为防止出现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又规定债权协议让与亦应征得债务人同意，且不得牟利。原合同需要经批准的，还应征得原批准单位批准。几乎与《民法通则》同时制定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对涉外的合同协议转让亦与《民法通则》采取了同样的态度。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遂成经济发展之趋势，计划经济下的法律观念也急需更新，国际交往的密切也要求我们的法律与国际社会主流理念相一致，因而在1999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合同法》时则摈弃了《民法通则》之严格态度，采取债权让与的通知主义。沿着这个历史脉络并结合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市场经济尚未确立，1986年《民法通则》对于债权让与的态度也只能达到这种水平，如果我们站在今日之立场认为《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是采债权转让通知主义，实是对之估计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