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个西部省份的60年税收轨迹

　　——甘肃省国税局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报道之四十

　　甘肃新闻网10月12日电 (王应科 冯小明)党国栋老人已经长眠于黄土之下了。这位甘肃税收战线的“拓荒者”，年轻时曾经为了保障边区“红色政权”的艰难运转而呕心沥血，但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辞世后的税收工作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即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黄土高原地区，税收也早已步入了无纸化的网络办税新时代。

　　如今，在庆阳革命老区，早年供边区政府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办公的窑洞已经部分坍塌，院子里更是杂草丛生;在酒泉的阿克塞县，当年供税务人员使用过的拴马石也孤寂地躺在戈壁滩上，但却已经很少有人去关注它了;在省城兰州，解放初期税务干部用毛笔开出的税票也都收进了爱税教育基地的展览室，静候着一拨又一拨的参观者;在陇中定西，年老的税务干部只能在记忆中努力搜寻当年配备的进口飞利浦自行车的风采了，而原物早已不知去向。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通过众多老税务干部的讲述，甘肃税收60年的发展变迁轨迹日渐清晰，一些尘封已久的税收往事也一幕幕浮现在读者眼前。

　　税务机构的分合演变

　　1949年后季，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向大西北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整个陇原大地。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税务局局长的党国栋和陇东税务局管理员王广玺接受总局派遣，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上，接收了国民党设在兰州的甘宁青国税管理局和甘肃省税捐稽征处，组建成立了甘肃省行政公署财政厅税务局，党国栋任税务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事实上早在此之前，中央边区政府就在甘肃设立了税务机构。1931年10月，刘志丹、谢子长就在庆阳老区的华池南梁地区建立了革命武装，创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后，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1941年初边区政府财政厅税务总局成立，随后陇东分区所在地设立了陇东税务分局，当时边区的税收最主要有农业税、营业税、货物税、盐税与公盐代金五种。

　　甘肃省行政公署财政厅税务局成立后，其内设科室经历了多次调整。1953年由原来的4个科室增至8个科室。1958年省税务局人员由76人缩编为60人。1960年10月，为加强税收工作，中央规定凡财税机构已合并者，即予分设;未合并者，应充实人员，加强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省各级税务机构基本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成立省税务局革命领导小组，1968年随着省级厅局机构撤销，省税务局被撤销，其业务交由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财贸组财政小组办理。1970年6月，成立省革委会财政局，内设税务组。1974年6月，税务组改为甘肃省财政局税务处，各地州县陆续成立财税局。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对税收工作的一次彻底的破坏”，原兰州市国税局副局长李国贤说，“我是1968年参加税务工作的，当时兰州市革委会财税局下设了一个税务组，只有28个人，却负责着全市数百家企业的税款征收。更为可笑的是，文革中后期，一些地方的税务机构甚至改称人民收入局，税所也改名叫人民收入所了。”

　　文革结束后，1978年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国家税收工作，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健全税务机构，是一个重要的组织保证”的恢复重建精神，之后的1979年1月，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甘肃省税务局，为省财政厅下属的正县级局。各地陆续恢复税务局。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30年间甘肃省税务机构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和数次内部调整。

　　1983年，为全面加强对全省税收工作的领导，省政府决定将省税务局由正县级升格为副厅级，有权发布有关税收文件，内部机构改科为处，仍归省财政厅领导。1985年，全省税务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人员编制、经费开支等均由省税务局垂直管理。截至1985年底，全省共有省地县市税务局100个，税务职工6823人。

　　1986年1月起，省税务局与省财政厅分设。

　　武威市国税局退休干部、65岁的李锡元老人向记者回忆说：“我是1986年才进入财税系统的，当时正赶上武威地区财税局分家，我们办公室两个人，还有税政管理科8人、计统科2人以及几名复转军人共十六七个人被分到了地区税务局。”

　　1994年响应中央分税制改革的要求，原甘肃省税务局一分为二，甘肃省国家税务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甘肃省国税局成立后下设机构和内设处室也经过数次微调，并于2009年4月份增设了纳税服务处，目前下辖17个处级征收单位，全系统共101个单位。

　　甘肃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杨继元说：“1994年国地税分设后，甘肃省国家税务局于1995年独立开展工作，这之后也是甘肃国税发展变化最快的时期。近年来在人员组成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组织收入却一举跃升为分家前的4倍多，这就是甘肃国税在变革中寻求发展的最好写照。”

　　税制改革的曲折推进

　　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后财经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60年来，中国税制改革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是新中国税制建立和巩固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58年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历经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税制曲折发展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这是中国税制建设得到全面加强、税制改革不断前进的时期”，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在其最新修订的《中国税制概览》一书中这样评价我国的税制改革历程。

　　建国60年总体来看，我国对税收制度先后进行了五次重大改革：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在清理旧税制和总结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税制;第二次是1958年的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简化税制，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之后的形势和要求;第三次是1973年税制改革，主要内容仍是简化税制，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四次是1984年的税制改革，主要内容是普遍实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和全面改革税收制度，以适应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第五次是1994年税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全面改革税收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三个时期的五次重大改革，甘肃税收事业在不断落实中央的税制改革政策过程中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收的决定》，同时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了全国税政，建立了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要则》规定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征收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等14种中央税和地方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全国统一的新税制。同年7月，政务院财经委按照“简并税种，简化税目，降低税率”的要求对新税制进行了调整，14个税种简并为11种。

　　“第一次税制改革后，酒泉地区当时开征的只有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交易税、存款利息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屠宰税、特别消费税9种税。”现年79岁的原酒泉市税务局局长、1949年就参加工作的老税务工作者王青山回忆道。

　　1953年，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为适应经济建设要求，按照“公司企业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同年起，试行商品流通税，简化货物税，修正工商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此前提下，政务院决定对原工商税制进行第二次改革，同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并试行，将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改革后的税种为9种。

　　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的特殊时期，国务院颁布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并于次年全面试行。条例草案把原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五税合一”后，国营企业只缴纳工商税;集体企业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个人和外侨继续缴纳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这时的税收除了单纯的财政作用外，已失去了调节经济的功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经济发展开始突飞猛进，税制也配合经济建设需要进行了重大改革。1980年后，全国人大相继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层级较高的税收法律。

　　1983年我国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开始把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和调节税，实行“税利并存”，彻底结束了之前税务机构只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税”的历史。198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产品税、增值税等6个税收条例和征收办法，是为第二步利改税，对工商税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主要包括：按照纳税对象将工商税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将第一步利改税时设置的所得税和调节税加以改进和细化;增加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等。

　　“第二步利改税使‘税利并存’完全过渡到‘以税代利’，甘肃省由此建立了多税种、多环节征收的复合税制体系，税制初步适应了我省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需要，税收也开始深入到甘肃社会再生产的绝大部分环节，较好地发挥了经济杠杆作用，保证了国家收入和企业效益的稳定增长，并增强了企业活力，两次‘利改税’所形成的税制一直延续到1993年底。”曾任甘肃省财政厅厅长、省税务局负责人的宋冠军告诉记者。

　　1993年10月，为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需要的新税制改革拉开大幕，此次改革的目标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目前这些目标已基本实现。

　　省国税局副局长李雪松告诉记者：“新税制对流转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税种进行了重大变革，此次改革所形成的新税制一直延续至今。作为新税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去年底，国务院又在全国范围启动了新一轮增值税全面转型改革。”

　　收入跨越和征管进步

　　组织收入历来是税务部门的中心工作。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顺利接管原兰州国税稽征局和兰州市税捐稽征处，成立兰州市人民政府税务局。新成立的兰州市税务局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但组织收入仍被列为第一要务。9月份，市税务局就组成评议委员会，对全市工商业营业税税负进行评定。时年11月，新设立不久的酒泉分区税务局也迅即开展了酒泉县工商业普查工作。

　　1950年2月政务院颁布《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全省税务系统把工商业按经营方式分为固定工商业、临时商业和摊贩业，重新进行登记。12月政务院发布《屠宰税暂行条例》，规定屠宰猪、牛、羊等牲畜，按宰后重量从价征收10%，当年仅兰州市就征收屠宰税11.8亿元(旧币)。

　　当前有据可查的数字显示：1950年甘肃全省的财政收入仅为4892万元，税收收入则为4519万元。

　　1952年3月各地开展“五反”运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清查审定。1953年11月，各地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偷漏税大检查。1954年12月，根据“无账建账，有账健全”的原则，各地税务局相继开展了建账工作。1958年10月，政务院颁布《工商统一税条例》，将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1963年全省财政、税务、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整治投机倒把运动。

　　“我是1963年进入税务局的工作的，刚开始做农村专管员，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吃住在老乡家里，主要是收屠宰税，当时一头猪收2.4元，一只羊收0.8元，另外老乡家里擀毡也收3-7元。由于农村税源极为分散，而且每户收的钱又少，所以工作量很大，工作相当辛苦。”原金昌市税务局副局长、现年70岁的卢殿柱老人回忆道。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全省税务机构多数被撤并，税务人员被迫下放，甚至出现了“有税无人收，有人不收税”的现象。

　　据《天祝税务志》记载：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税务干部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蒙受不白之冤，当时仅天祝县税务局就下放干部7名。

　　1978年之后，遭到破坏的企业开始恢复生产，税务机构也陆续重建，税收工作终于迎来了蓬勃的春天。

　　据《甘肃省志·财税志》记载：到1985年底，通过税收，全省累计积累和筹集财政资金162.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55.3%。其中：经济恢复时期(1949 -1952)共组织税收收入2.27亿元;一五和二五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税收收入也大幅增长，分别达到6.56亿元和10.76亿元;经过三年调整时期，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尽管三五和四五时期正值文革，但全省财税部门积极采取增收措施，仍分别实现税收16.92亿元和29.24亿元;五五和六五时期，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蓬勃发展，两个时期分别实现税收38.18亿元和50.99亿元。

　　全省税务系统实现垂直管理和两次“利改税”后，甘肃的税收收入更是连年上台阶，其中1987年至1990年共组织税收收入135.3亿元，1991年至1993年底共组织税收收入137.9亿元。

　　分税制实施之后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以来，甘肃省经济基础不断夯实，税收收入保持了连续增长。1994年甘肃国税完成税收收入55.9亿元，到2000年这一数字增至64.28亿元，但6年间年均仅增长2.36%。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省国税收入增速明显加快，收入规模屡创新高，从2000年到2007年，完成税收收入从64.28亿元跃至227.8亿元，国税收入年均增速达20.8%;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政策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全省国税系统仍然组织了229.5亿元税收收入，实现了0.74%的小幅增长。

　　省国税局总会计师刘虎向记者分析道：这60年总体来看，从1950年到1978年，全省税收收入从4519万元增长为7.94亿元，28年间增长17.57倍;从1978年到2008年，全省税收收入从7.94亿元跃升为376.2亿元，30年间增长47.38倍;而从1950年的4519万元到2008年的376.2亿元，58年间则增长了836倍多。

　　在大力组织税收收入的同时，各项征管改革也在逐步推进。不过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全省农村地区基本上一直采用上门征收的方式，城市国营企业则采取驻厂征收的方式。

　　“1986年之前，甘肃省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税收征管也长期实行‘一员进厂、各税统管、征管查合一’的征管体制，存在着人情税、关系税的弊端，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改革迫在眉睫”，资深税务工作者、省国税局副巡视员王天鹏感言道。

　　1986年，国务院发布《税收征管暂行条例》，对原有的征管模式提出了改革要求。甘肃税收征管体制改革随之拉开帷幕。改革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1987年至1992年为第一阶段。主要为征管和检查“两分离”和征、管、查“三分离”，到1992年基本完成;1996年开始，征管体制改革再次推进，建立了“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此次改革不仅引入了计算机网络管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了“一项制度”和“四个体系”，即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税务机关和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服务体系，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税收管控体系，以征管功能为主设置的机构和划分职责的组织体系，人机结合的稽查体系;2001年至2004年为第三阶段改革，即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这一阶段以综合征管软件在全省的全面上线为主要内容。

　　“从过去的上门收税发展到现在的上门缴税乃至短信申报和网络申报等形式，这是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征管模式的进步，同时也反映出税法普及后纳税人遵从度的大幅提升”，酒泉市国税局局长张赞弘向记者分析道。

　　税收环境的巨大变迁

　　“那时候的工作生活条件，你们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法想象”，谈起上世纪50年代的税收环境，现年73岁的罗鸿善老人感慨万千，“我是1956年到河西堡税务所工作的，当时税务所租的是派出所的三间土房子办公，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办公设施，仅有的两辆自行车还要四五个人轮换着骑。1977年我重返河西堡税务所，当年拉砖修了平房，职工们自己购置些锅碗等简单灶具，开始自己做饭吃。当时办公家具还是相当简陋，大都是县局退换下来的旧桌子和板凳。为了添置一件新沙发，我自己扯了布，其他都是凑起来的，后来沙发请人做成了，我却被人告了，说是讲排场，为此还背了处分。”

　　现年66岁的回族老人马忠良回忆道：“我1963年分到甘南州夏河县税务局阿木曲乎税务所，当时税所收税的工具就是两匹马。到最远的科才乡收税，骑马要整整14个小时才能到，茫茫草原途中荒无人烟不说，到了冬天还容易遇到牧区土匪。”

　　“当时税收工作真的是困难重重”，回忆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形，原陇南市税务局老局长王明说，“陇南自然条件差，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当时全地区70%的税务干部分散在9个县100多个税所，通常为了收几块钱的税款需要跑几十公里的山路。况且大部分税所都离县城几十里，几乎常年吃不到蔬菜，文化生活也非常单调。那时陇南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全年近一半的税收任务要靠山山乡乡的零散税收，税务干部的辛苦可想而知。”

　　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点倒还能忍受，当时没有社会地位可以说是压在税务干部心头上的“一座大山”。

　　卢殿柱老人回忆说：“当时在农村收税，一般都由生产队长派饭。有好几次天已经很黑了，还没有人来叫我吃饭，我就隐约感觉不对。后来一打听，原来被派饭的村民对税务干部很反感，有抵触情绪。”

　　许多受访的老税务干部一致向记者表示：当时税务局的社会地位确实比较低，相当多的人认为只有没本事的人才搞税收，或者有哪家单位职工犯错误也会发配到税务局上班

　　“当时社会上流行‘只认得花钱的，认不得收钱的’，所以税务干部尽管‘踏遍千山万水，走遍千家万户，说了千言万语，受了千辛万苦’，但社会上就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李锡元老人说。

　　忍受煎熬的全省税务干部在苦苦等待转机。

　　“税务工作的地位变迁在机构变化上最能体现”，曾任省财政厅厅长和省税务局负责人的宋冠军说，“建国后，甘肃省税务局为省财政厅所属的二级机构，1958年被撤并1961年又相继恢复，1983年作为副地级的税务局仍是省财政厅的下属单位。1988年省税务局分设，1994年国地税分设。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税收工作也由原来的‘无足轻重’转变为现在的‘举足轻重’。”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可以视为税收事业大发展的转折时期和黄金时期。据记者了解掌握的情况，当时税务机构和税务干部的地位开始逐渐回升，税收的职能作用也开始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更可喜的是，随着国家财力的日益增强，税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期各地州市税务机关相继建起了条件和设施完善的办公大楼及家属楼，就连一些地处偏远的税所也开始“旧貌换新颜”，小食堂小菜园小活动室小阅览室小浴室“五小”建设的大量投入使得乡村税所成为基层税务干部工作和生活的“快乐大本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省国税局明文规定经费向基层倾斜，全省近60个县(市、区)局、150个基层税务所的办公条件、交通条件、通讯设施得到显著改善。

　　地处陇东革命老区的庆阳市国税局局长武恒孝告诉记者说：“上世纪50至80年代在农村收税一般都是骑自行车，有些山区甚至靠步行，80年代末条件稍好的农村税所开始配备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现在我们庆阳市国税局的每个农村税所都配备了汽车，交通工具就是税收变迁的最好反映。”

　　交通工具从自行车变为汽车，税务干部的学历也由“小学”“初中”向着“大专”“本科”一路走来。

　　现任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的朱存义就是上世纪80年代参加税收工作的，他说：“我从甘肃省财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金昌市财税局工作。同事中有很多都是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从正规院校财经专业毕业的年轻人少得可怜。”

　　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税务干部的素质，原省国税局副巡视员史跃仓向记者讲述了两件近乎荒唐的事：某县一位税务人员征收牲畜交易税时，交易牲畜是一头母牛带着一头小牛犊，因不知道“犊”字怎么写，填写完税证，税种是“牲畜交易税”，税目却写的是“母子二人”;某区一位税务干部在税款征收中因纳税人态度不好，在完税证填开的税种是“态度税”，计统人员汇总缴库时不知怎么处理。

　　“那时我刚调到税务局工作，当时调查发现有一个税务所有19个人，竟无一人能够进企业查账，全区9个县的税务干部中熟悉财会知识者仅占干部总数的10%到20%”，原陇南市税务局老局长王明告诉记者。

　　世纪之交，为彻底改变甘肃国税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偏低、观念落后的状况，甘肃国税提出“用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发展、终身学”的口号，以岗位练兵、分级分批培训为主，在岗学历教育(自学)、外派交流学习为辅的模式，以提升全系统干部的计算机操作水平为重点，以开展“全员大学习、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能力大提高”、争创“六能手”等活动为载体强化培训，税务干部的学历水平、业务素质、计算机操作技能稳定快速提高。

　　“目前我们嘉峪关市国税局120名干部职工中有117人取得大专以上学历，占到了98%，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的干部也占到总数的70%”，谈起眼下税务干部的素质，嘉峪关市国税局局长王仲谦一脸自豪地说。

　　省国税局教育处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国税系统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已占到在职职工总数的87.3%，有5360人取得一、二、三级计算机操作资格，167人取得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和律师资格，38人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在读博士1人，博士后1人。

　　甘肃税收事业在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进步的同时，税收管理也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新月异而调整适应，并不断创新。但建国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期，甘肃的税收管理却几乎是在法制的“盲区”中缓慢前行。

　　“我们的税收征收管理大体经历了从收入型到执法型再到服务型三个发展阶段。在以收入为主的时代，税收人员几乎不管程序、不论手段，只要能完成税收任务就万事大吉，所以征纳之间的冲突非常明显;在税收管理进入执法时代后，税务机关过分强调税法的刚性，明显忽视了纳税人的利益和感受;当前，创建‘服务型机关’成为主流，纳税服务成为税务机关的重要工作，征纳之间的平等关系开始建立，征纳关系也逐渐趋于和谐”，谈起税收管理的发展变迁，省国税局副局长刘金良深有感触。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通过几乎所有离退休或在职老税务干部的回忆都能感受到当时征纳关系的紧张。

　　“刚开始关系比较紧张，甚至对立，纳税人在工作上也不配合。一次我们在集市上征收牲畜交易税，结果买到骡马的商贩一看见税务干部就赶着十几匹牲口跑了，害得我们骑着自行车追了十几里地才追上”，兰州市国税局局长景顺祥回忆说。

　　“一次我的几位同事去武南集贸市场收税，一位屠户就拿着杀猪刀对着专管员，被一位勇敢的女干部用报纸给拔了过去，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治税环境”，金昌市国税局局长彭正国向记者讲述道。

　　甚至到了90年代末，暴力抗税事件仍屡有发生。

　　1999年6月4日，陇南宕昌县脚力铺。国税局稽查人员范志忠在木材检查站值班时，要求三车木材的货主杨东海办理有关纳税手续，遭到拒绝，后在双方的争执中，范志忠被驾驶货车的4名歹徒群起暴打成重伤。

　　1999年9月15日，甘南夏河县王格尔塘。县国税局稽查局局长黎霖在拦截逃税车辆时，遭到了抗税分子马玉龙、马建华、马奴海的暴力袭击，造成特重型、闭合型颅脑损伤，脑组织部分被切除，丧失了95%的劳动力。

　　2000年7月，兰州市张苏滩。陇丰水产品批发市场23户个体户集体消极抗税，拒缴5至7月税款，甚至出现集体围攻、谩骂、侮辱国税干部的现象，兰州市国税局原城关一分局与城关公安分局税务公安室迅速采取了税收保全措施，才平息了事端。

　　同大量暴力抗法事件相辅而生的，则是一些基层税务干部的野蛮执法和滥用职权。80年代在甘肃靖远，当地税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因为一村民拒不缴税而捆绑村民，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破坏了税务机关形象。当时在一些农村地区，征税过程中收不到税款时的“牵牛”“拉车”事件时有发生。

　　“实事求是地看，市场经济兴起之际正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期，由于税法宣传普及力度不够，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薄弱，再加上税务行政执法手段刚性太强，往往造成征纳双方关系紧张，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省国税局副局长贾曼莹如是说。

　　征纳对抗使得依法治税迫在眉睫。此后，1988年7月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时期“以法治税”的指导思想。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明确提出了“法治、公平、文明、效率”八字新时期治税思想。2001年8月，全国税务系统依法治税工作会议将“内外并举，重在治内，以内促外”确定为新时期依法治税的指导方针。同年，甘肃省国税局组织的“依法治税高级恳谈会”适时拉开了全省国税系统依法治税工作的大幕。2006年，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在甘肃全面上线，对涉及国税工作的51个指标、112项过错行为进行了全过程监控和问责，使税收执法权力的运行更加公开、透明。

　　但依法治税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征纳冲突的问题。税务干部每天都与钱财打交道，如何从根本上防治税务人员在行政执法中的不廉洁行为和职务犯罪，真正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甘肃国税为此煞费苦心。早从上世纪80年代起，出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整顿税收秩序的需要，当时的甘肃省税务局就开展了廉政建设，随后全系统持续深入开展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活动。2000年省国税局提出从严治队，2001年廉政建设首次提出以强化“两权”监督为主，2004年则明确提出构建惩防并举的反腐倡廉体系，2005年出台了《甘肃省国家税务局系统税务人员违法违纪举报奖励暂行办法》，促进了权力的阳光运行。

　　“开展税务廉政文化建设是遏制税务干部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省国税局纪检组长李华平告诉记者，“目前全省国税系统共建成廉政文化基地57个，被当地市(州)纪委列为廉政文化示范点的26个，文化基地的引廉、促廉作用的充分发挥，也使全省国税系统税务干部的违法违纪现象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在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的同时，信息化建设的飞速发展更使甘肃国税的税收管理工作实现了质的飞跃。

　　“别看我当年也是会写会算，但现在自从收税用上电脑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两刷子’是不行了”，嘉峪关市国税局退休干部、74岁的金淑芬老人自嘲道。

　　据了解，从1984年全省税务系统配置第一台计算机起步，目前甘肃省国税系统已建成上联国家税务总局、下接省、市(州)、县(区)、各税务分局(所)五级行政机关的广域网，网络节点共313个，一个“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新税收征管模式已基本确立，征管查专业化分工的体系初步形成。

　　省国税局总经济师董涛说：“正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近年来全省国税系统不断涌现出了省国税局开发行业评估软件探索多方信息比较管税、白银市国税局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煤炭行业科学管理、嘉峪关市国税局借助第三方信息加强对烟草、汽车修理等行业的税收核查管理创新的‘精品项目’，从而带动了全省行业税收管理不断上水平。”

　　目前，甘肃国税系统的日常征管业务基本上实现了计算机处理;全省应纳入的9445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已于2003年底全部纳入防伪税控管理;互联网络、短信平台、银行网点、电话申报等方式业已成为纳税申报的主体模式。

　　使纳税人更加方便地纳税事实上只是甘肃国税优化纳税服务的开端。从1993年召开的全国税制改革会议上首次提出 “纳税服务”的概念到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出台了《纳税服务工作规范》，这期间，甘肃国税人对优化纳税服务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2002年，甘肃国税提出“发展经济，认识到位;广泛宣传，政策到位;转变作风，工作到位，责任明确，追究到位”的“四个到位”要求，并将2003年确定为“优质服务年”，出台了《关于支持经济发展进一步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措施》(20条)。从执法向服务的理念转变，使得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少，征纳关系开始走上和谐之路。

　　“走过以‘四铁’精神为主的单纯执法时代，转向以管理和服务为重，以向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来赢得纳税人的尊重，这是进入新千年以来甘肃国税在依法治税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省国税局副局长梁云才说。

　　近年来，全省国税系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金融支付结算工具，推行多种方式申报和缴纳税款，并结合“五个一”服务，落实“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清理简并各种纳税报表资料，简化办税环节，开展了预约服务、办税绿色通道和送政策上门等服务，将纳税服务渗透到了日常管理和依法行政的整个过程和所有环节。

　　“现在纳税人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的各项涉税事宜，直接由办税服务厅窗口受理，个体户办证只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即可办理，税务登记证即来即办，一般纳税人认定10 天之内办理完毕。平均办结天数由原来的16.5天减为5.5天，减少11天。”天水市国税局局长关云峰这样告诉记者。

　　“税务部门应该想方设法尽量满足不同纳税人的办税需求，所以在大力推行网络电子申报、银行网点申报、财税库银联网等方式的同时，我们还准备为小规模纳税人批量安装自助申报机，使纳税人缴税就像在银行ATM机上存取钱一样方便”，兰州市国税局局长景顺祥告诉记者。

　　目前在甘肃国税系统，计划时代的“牛办事”已转变成了“税秘书”，纳税人只需要在办税大厅递交上所需的资料，其余的事情都由办事员替纳税人办理;从前的“牛稽查”如今也变成了“税医生”，他们在打击偷、逃、骗税的同时，还为纳税人“开处方”，指出并纠正纳税人因在政策理解上的偏差而造成的过错。征纳双方地位平等，互动交流，税务部门真诚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也积极主动配合税务工作，一种相对和谐的征纳关系已初步建立。

　　“税务部门的职责，就是通过优化纳税服务和加强税收征管，促使纳税人提高税法遵从度，从而更好地履行纳税义务”，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朱俊福说，“针对纳税服务这一核心工作，最近我们提出了‘提质、减负、增效、和谐、遵从’五个目标来创建具有甘肃国税特色的纳税服务体系，这既是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大势所趋，同时也表明甘肃国税有信心在打造服务型机关方面走在同行业和全省的前列。”

　　一个“算盘+皮包+自行车”的税收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一个“网络+手机+银行卡”的税收时代正向我们阔步走来。

　　60年风雨征途，甘肃税收事业划出了一道绚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