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情况，也有不少法律人士提出质疑：法律是有权机关制定的，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能进行修改。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性文件有权对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吗？法律的权威何在？

　　三、“城镇居民”认定的思考

　　就目前人身损害案件中关于“城镇居民”认定的争议，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二个倾向：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应严格依照《人身损害解释》的条文进行审理案件。这部分人认为在中国，人权平等是实质的平等。农村和城镇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法律所追求的也是一种实质意义的平等。

　　另一种意见认为要将“城镇居民”扩大解释，“城镇居民”不仅包括原来的“非农业人口”，也包括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农业人口。他们认为依据《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相关规定，这种理解是合理合法的。

　　笔者认为依照第一种意见合法，但于理欠妥；而第二种意见于理可情，但于法无据。首先，《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条所提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标准是关于此地（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和彼地关于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收入标准的适用问题。例如，一个经常居住在福建的城镇里的江西农民工，如果受到人身损害，那其标准可以参照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进行计算，而不是用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也是如此。其次，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关于经常居住地是“公民离开居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便于诉讼，在《人身损害解释》中不能直接适用。而且用居住一年时间的标准来确定一个人的是否是城镇居民，过于简单，实际难以操作。另外，笔者注意到许多与江西吴友金人身损害赔偿案相似的案件，是政府行政干预或媒体舆论介入的结果，是法律的泛政治化和泛社会化，影响法律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不符合法律的精神。

　　综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严格将人分为“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并照此标准进行赔偿，的确是对“农业人口”不公，尤其是那些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中的“农业人口”。这些人是城镇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部分人实际年均收入已同于甚至高于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如果无视这一客观事实，仅仅因为受害人为农村户籍就一律按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赔偿，有违公平。因此在确认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时应以户籍登记主义为原则，以经常居住地为例外。对于赔偿权利人虽为农村居民，但如有证据证实发生交通事故时其已在城镇居住三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不低于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在诉讼时能提供其居住证明，工作证明，收入证明等，法院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实行“同城待遇”，这样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农村居民的公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