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意义有五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真实的供述，有利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及时收集与犯罪有关的证据，迅速查清案情。(2)无论供述或辩解都会涉及案件有关的人和事，这就为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和新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和扩大了线索，有利于彻底查清案情。(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可以使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做到“嫌听则明”。(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可以同其他证据材料对照分析，相互鉴别，有利于对其他证据作出正确判断。(5)被告人的供述可以衡量被告人的认罪和悔罪的程度，有利于正确量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型：(1)如实供认。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所犯罪行作出真实的供述。从思想动机上看：有的出于真诚悔罪，有的为了得到从轻处理而坦白交待。(2)推卸罪责。这种类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产生的，具体表现有三种情况：A是避重就轻。即把主要罪责推向同案犯。B是拒不认罪。C是嫁祸于他人，以逃避惩罚。(3)包揽罪行。即明明是和他人共同所为，却自己一人承担罪责。(4)据理辩解。这种类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无罪而被其他共犯诬陷冤狱，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而据理辩解。

　　(三)攀供。即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以后，揭发同案犯或者举报他人有犯罪行为或者否认自己犯罪，而举报他人犯罪。

　　笔者认为通说对口供的概念和内容。不完善，首先口供的概念与司法实践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口供”仅指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供述。不包含辩解。因此笔者认为“口供 ”应定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其次“口供”的内容第三种有攀供来定义，不准确，所谓“攀供”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招供的时候凭空牵扯别人。而通说中攀供的概念完全不一致。因此应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以后，揭发同案犯或者举报他人有犯罪行为或者否认自己犯罪，而举报他人犯罪。定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检举同案其他犯罪行为的陈述。不应用攀供这词。

　　三、完善口供证据价值的建议

　　从2000年6月发现的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杀妻冤案”到今年“涉嫌” 故意杀人、蒙冤11年的湖北省京山县农民佘祥林，4月13日被法院当庭宣判无罪;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的河南农民胥敬祥，在服刑期满前15天被检察院不起诉，走出了关押他的监狱。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十多起冤案引起全国震惊。虽然这样的错案为数极少，6年以前的法治环境与今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深刻反思才能带来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造成杜培武、佘祥林、胥敬祥等冤案的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与我国证据学理论上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与审判阶段被告人的供述在证明作用和价值等同看待、在立法上未制定口供补强规则和口供排除法则。为防止冤案的少发生，保证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避免司法人员对口供的盲目迷信而产生的非法取证行为，很有必要加强对口供(尤其是供述)价值的保障。笔者认为，应在《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上完善以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