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鉴定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一度充当的是法官辅助人角色，鉴定人不出庭作证成为一种普遍做法，但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使得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向“专家证人”演变，鉴定人出庭成为必要。在当前的刑事诉讼规范中，应当加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性，完善鉴定人出庭的相关规则和权利保障措施，为鉴定人出庭作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 鉴定人; 专家证人; 出庭作证; 交叉询问

　　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作为集中展示证据的庭审过程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公开的庭审中，要使法官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控辩双方必须提出相关的证据并进行质证，例如物证的辨认、证人的交叉询问，都是其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科技时代，鉴定结论作为诉讼中一种重要的证据种类，其发挥的证明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而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人，也“千呼万唤始出来”，开始从后台走到了前台。

　　一、鉴定人的法律地位：从法官辅助人到专家证人

　　由于文化背景和诉讼模式的差异，鉴定人在不同国家的诉讼制度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大陆法系，一般都把鉴定人和证人的角色明确区分，能在诉讼中作为鉴定人的一般是少数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在各种行业中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的人，是名副其实的“专家”，鉴定被认为是“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被认为是司法权的一部分[1]。概言之，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往往被视为“法官辅助人”，诉讼地位比证人要高。而在英美法系，鉴定人则被认为是一种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经过该学科科学教育的男人(和女人)，或者掌握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的特殊或专有知识的人”，[2]它与普通证人(lay witness)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知识技能，而在诉讼地位和作证程序上，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在英美法系，鉴定人被视为控辩双方的证人。我国法律只规定鉴定人是“诉讼参与人”之一，但鉴定人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尚待考察。

　　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前，我国的诉讼模式与大陆法系国家接近，呈现的是职权主义(或者说是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架构。在刑事程序的控制方面，法官的作用极其突出，他可以主动调查证据(原《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他可以依职权指派、聘请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第八十八条)，在必要的时候，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第一百零九条)，在庭审中，审判长可对鉴定人进行发问(第一百一十五条)，在庭审结束后，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被告人(第九十条)。法律虽然规定了鉴定人是诉讼参与人(第五十八条)，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基本上由法官控制着鉴定人的诉讼活动，当事人与鉴定人的联系甚微。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由于法官对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缺乏认识，无法对证据的真实性作出独立的判断，在诉讼中不得不依赖于有专业知识的鉴定人，其鉴定结论往往能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另一方面，由于鉴定人受法官的指派或聘请，在工作中与法官的联系比较紧密，在存在庭前实质审的程序下，其鉴定结论无形中受到法官预断的影响，造成“证据不足，鉴定来补”的现象。因此，在原来的刑事诉讼制度下，鉴定人与其他的诉讼参与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鉴定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直接被法官采纳，实际上鉴定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法官的知识缺陷，充当的是法官的“辅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