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死刑文化的民族性

　　根据上述一元之中有二致；二致之中有同一的中国死刑文化的特点可见，中国的死刑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其时代性特征。谈到民族性，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传统，无论是民族精粹传统还是后进传统；无论是以命抵命的报应刑传统还是赔命价传统。

　　就死刑文化而言，中国死刑文化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建立死刑制度的国家管理基础、信仰基础、民意基础及物质经济基础等诸方面。在国家管理方面，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达世界人口的1/6；中国的罪犯包括杀人越货的重罪犯也就相应地在“绝对”人数方面更多――很可能是最多。虽然按人平比例看，我国的犯罪率未必称得上“高”。总之，在此人口爆炸的国度里，可以想见，中国确属世界上最难于治理并最难确保人人平安的国度。

　　在民意基础上，中国也是世界上保留死刑民意统计数最高的国家，起码绝对数是如此。据1995年的一份中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赞成废除死刑者仅0.78%；就是说99%以上的人主张保留死刑；另据2002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88％以上被调查者反对废除死刑。[14] 而前文已述，在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中，“民意”是最大的政治，因而反对废除死刑的民意，也是中国现行刑法保留死刑的重大政治基础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死刑文化的民族性所在。

　　从信仰角度看，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相对较少，而在多数无神论者的理念中，“杀人偿命”等于正义、等于公平合理的报应价值观已渗入其赖以生存的血液中、骨髓里，成为其生命的主观组成部分之一。就是说，“以命抵命”的报应观已成为中国死刑文化的民族性部分，它虽然有其绝对意义上的不合理性、不人道性，但就其相对意义看，“任何民族性传统也有其人类性成分”。[15] 中国死刑文化与世界刑罚文化的连接点正在于其共同的人类性――报应心理。的确，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法律文化、无论是刑罚绝对报应主义还是相对报应主义，抑或当代中国学者所主张的“合并主义”的刑罚根据论，[16] “报应”均是其刑罚目的之一；也是刑罚正当化根据之一，难怪18世纪的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也认为死刑报应的公正性是无可非议的。这里，不同点仅仅在于，在不少西方人的价值观念里，对杀人犯判处终身监禁足以报应，中国公民则不同。在中国民众看来，当其杀人犯侵犯了他人的目的权利――生命权的时候，意味着什么？难道受害人的目的权利“可以”就这样被“国家契约”默许剥夺了吗？难道仅用终身监禁就足以表达国家和社会对杀人犯的否定性评价吗？

　　前不久有一份报纸报道：有居住在中国的德国人一家4口不幸在中国遇害，在中国人看来，该杀人犯真是死有余辜，因为他以自己一命杀害了四命。不想被害的德国人遗属却提出，希望中国方面不要对该杀人犯判处死刑。这一善意之举，善则善矣，却令多数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由此可见，东西方在报应观念及其方式上的文化差异之大。

　　此外，从物质经济基础看，与西方多数死刑废除论者的观点相反，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废除死刑不经济。理由是：根据中国现有国情，中国要以本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养活近1/6的世界人口本已不易，更何况杀人犯乎？再就其极为现实的问题――废除死刑的代价看，一个非常现实且棘手的问题就是：中国现有的监狱本已人满为患，因而难于作到对现有在押犯的有效分管分押；也因为这一原因，1997年现行刑法修改时，虽有不少中国学者主张将现行刑法的有期徒刑上限从15年延长到20年、以便废除一些死刑犯罪设置，但终究未能得到采纳。原因之一就在于监狱方面的人满为患的“抗议”。据此，中国监狱现有的物质经济基础，要永远地负担如此众多的“终身”监禁刑犯，看来确有一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