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许多民事经济活动领域存在着行政权力介入和渗透的情形。由此造成大量民事案件诉讼，必须先认定行政行为的效力。对于民事审判所涉及的行政行为，法院是否审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歧见纷呈，以致在不同的地方，甚或同一地方的同一法院，对同一问题，前后两次审理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笔者在2005年代理一起土地使用权纠纷案件，深深体会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原告何某通过政府批准征用了第三人的土地，并在国土部门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碰巧的是，有部分土地在被告杨某购买的第三人的门面前。杨某为了经营的需要，在这个门面前（原告的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修建台阶，悬挂招牌，并阻止何某在这里建房。其理由是：该土地上的房屋（还未建）已由第三人卖给了自己。第三人认为，这宗买卖属实，何某国土证范围内的部分土地（杨某门面前）超过了原征用批准面积，不合法。何某以手中的国土证为依据，向法院起诉，要求杨某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一审判决何某胜诉。杨某不服，上诉，并与第三人一起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何某手中的国土证。一审（中级法院）撤销何某的国土证，二审法院（高级法院）以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杨某和第三人的行政诉讼。二审（民事纠纷）根据高院的裁定书，裁定维持一审的判决。杨某和第三人不服，继续向相关部门和法院反映。后中级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判决，驳回何某的起诉，何不服，继续上诉。

本案中，原一审法院尊重（国土证）的效力，不予审查，直接认定原告手中的国土证合法有效，裁定被告侵权；第二审法院在被告及第三人无法否定国土证合法性的情况下，也认定原告手中国土证合法有效。重审法院视原告手中的国土证为证据，按照证据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和评判，认定原告手中的国土证存在批准面积和实际面积不一致的情况，否定原告手中国土证的真实性。这样，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国土证），三次审判，三种认定，两种绝然不同的结果。

那么，在民事审理中，到底该如何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关系演变日益繁复。行政权行使领域不断拓展，行政立法存在不规范、不健全的问题，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又缺乏有效制约，与民事实体法之间不够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民事审理中须先认定行政行为效力的案件越来越突出。笔者在有限的几年律师生涯中，碰到过好几起这样的案例。这里再列举两例。

有两人于1988年结婚。1996年因家庭琐事闹意见，女方写了一份离婚报告，但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这年5月，男方凭离婚登记报告和手中的一本结婚证，单方在办事处办理了离婚登记，并隐瞒该事实，仍然同女方共同生活。2006年元月，双方发生争吵，男方拿出离婚证，声称早已离婚，赶女方出家门。女方即向男方所在地民政局反映，要求撤销该离婚登记。民政局承认在办理离婚登记过程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但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民政局无权撤销离婚登记，要原告（女方）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民政局给男方单方面办理离婚登记违反法律规定程序，但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遂裁定驳回女方起诉。于是，女方拿结婚证提起离婚诉讼。这样，难题产生了，原告拿结婚证，被告拿离婚证，法院如何认定两证的效力？能不能直接否定离婚证的效力？程序上应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