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笔记之四：游走在制度边缘的人们

 

　　走的那天早上，阴雨连绵。母亲叮嘱着我不要忘了该带的东西，最后还让我记着带本书。我走得匆忙，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本随手翻的薄书塞进包里就上了车。车行到焦村乡的时候颇为无聊，翻开包才发现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着车窗外的淫雨霏霏，我想起了这本书的英文名本来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从一五八七到二〇〇九，谁能想到四百二十二年之后，世界已经发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将来”意义上的历史来看，二〇〇九也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值得人们牢记的年份，即使我们正努力做着很多有意义的事。沿途到处可见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主要还是将陕西和甘肃连接起来，并让庆阳市境内大量的煤炭资源能够顺利外运。在资源外运的同时形成了一些客货流的中转站，而长庆桥就属于正在建设当中的中转站之一。如何建设？重建！这是当代中国近十多年来生产建设的一个基本思路，这里当然也不例外。既然重建就会有问题，有问题就少不了警察，我又一次被委以重任了。

 

　　近一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发现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工地，镇上的马路已经被挖成了一个接一个的大坑，街道里黄土飞扬，即将搬迁的人和打算当“钉子户”的人无聊的坐在店铺门口以观望四周来打发时间。人群中有操当地口音的群众，也有从平凉那边过来做苦力的民工，还有说着普通话和听不出口音的地方话的长庆油田的工人们。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这里曾是宁县最为繁华的小镇之一，今天却如此荒凉。听说这里即将由乡镇建制升格为开发区，我想也许是在每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总有一批人要被淘汰的缘由吧。

 

　　匆忙中找个饭馆吃了午饭之后，我在镇子上开始四处转悠，想在工作之前先把这里了解一下。就在转过一个路口之后，我忽然怀疑自己进入了大城市，那是谁家的院落？里面又住着谁家的子弟？笔直的马路，幽深的林荫道和两旁的法国梧桐，年代虽已久远但仍可见当年规模的制造车间，还有住宅小区和一些活动场所。走近一看：长庆油田石油机械制造总厂。隐约中听到过这么一个名字，我想这个小镇当年的繁华也许就是因为它的存在，还是进去看一看。

 

　　沿着林荫道漫步在与小镇的环境完全不协调的厂区和生活区中，发现这里的人多了一份生活的满足感和惬意感，老人们坐在一起拉拉家常，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边走边侃着一些属于“90”后的关键词，这情景更像是我上大学时看到的师大校园里家属区的情景，而没有大多数西部乡镇所笼罩的那种悲观之感。很难想象在距离如此之近的地方并存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对比使我不得不深思：资源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贫穷与富裕的界限到底有多远？一墙之隔？到底是谁把谁圈在了里面？谁被谁所包围？我想真正难以突破的并不是这表面上的强烈对比，而是这种对比背后两种人巨大的心理落差。而我后来几天的经历证实了：不仅有两种不同的生活，这里的环境和人群远比想象中的复杂。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江湖。

 

　　深夜降临，我站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仰望天空，尘土遮蔽了群星，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片难以读懂的漆黑。自忖毕业已一年之久，一年来所经历的世事颇为坎坷，曾数次在无业的困境中挣扎，奔波于国家体制内的招考中，方知以前的自己太过乐观，既不懂，也不去了解这个社会当中人们的生存常态。夜深人静之时，回想以前在学校里那些看似前途光明的日子，自以为熟知中国当代法律困境之症结所在，不过是自欺欺人：法律虽然如书中所说诞生于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当中，但真正了解、读懂并学会运用则需要长久的人生阅历和对人情世故的透彻洞察。权力的制衡、资源的分配、人才的培养、民主的实践不仅是一系列的政治话语，其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实践哲学，而这些都是与繁复琐碎的日常生活分不开的。我们又每天奔波于这些生活当中，体验着法律，体验着人生。临睡之前，我独自卧在冰冷的床上夜读《万历十五年》，从申时行到张居正，从海瑞到戚继光、李贽，书里的人都有伟大的理想，却又被封建制度所束缚，被儒家道德所捆绑，因此孤独、尴尬，即便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无法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世道在变，谁也挡不住。与历史颇为相似的是，我们如今也处于一个变革的年代，虽不知前路在何方却从未停止过探索。上个世界末我们曾提出过“依法治国”的宏伟口号，可如今法律人依旧在社会的角落呻吟着，以相似的文本和口号宣泄着自己的不满。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法律，它们各自相同而又不同……想着想着，竟已快到天亮。

 

　　第二天里，我走了很多地方，有小镇上、店铺、土山下建起来的新大道、机械厂、采砂场、村委会以及平凉市泾川县泾明乡的一些农户家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了镇子上不仅有个体户，农民和石油工人，还有乡镇上的干部、开发区的干部、从平凉过来打工的民工、沙场的老板、顶着烈日上下学的孩子们和四处寻找商机的不知是何方的人们。他们有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经营理念，在这一天里我听他们讲述了很多关于自己的故事，更准确一些，应当是自己这些年来是如何挣扎着生活的。其中有一家农户，四座房屋中三间已经没顶了，角落里乱扔着一些劳动工具，每天靠在采沙场的工作养家糊口。之后我到了沙场，狼狗四处乱窜，烈日能将人晒晕。我没有待更长的时间，对我来说还有很长一段崎岖的沙石路要走。晚上到了村委会，里面群众和村干部吵吵嚷嚷，房梁上挂着文革时政治斗争的口号，墙上贴着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文章，体现不同时期执政理念的标语贴在了一起，给人一种时间上的错觉，隐隐中又有恍如隔世之感。他们的会议无非是关于拆迁、安置、利益分配和国家政策，我听了一会儿，感觉颇有西方式“议会民主”的味道。此刻在北京，国家的首脑们应该也在讨论类似的问题吧，只不过他们想到的更为长远，要在每一段历史的连接点上找准改革的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睹着村干部们的争论和互相调侃，我心中突然感觉到在他们当中就存在着我要找寻的人，被这个国家在改革与转型中忽略了的那部分群体，或者虽未被忽略但却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而深陷其中挣扎生活着的人们。我此刻突然涌起一股肺腑之言，想对他们言说：

 

　　三十年前，我们选择了改革开放，选择了市场经济，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市场经济以其巨大的冲击力摧垮了小农经济和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模式，而将所有的社会资源重新整合，以“适者生存”的方式生产和分配财富、利润。身处如此的处境之中，你们居然还有时间在为这些眼前的利益而争论不休？当你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们手中的生产资料已被剥夺，你们的命运也已卷入了市场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平心而论，你们并不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但大家却都知道如今再也回不到那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年代了，尽管国家已经在十分尽力地对你们许以不破坏耕地的承诺并确立了有效的补偿措施，但这种承诺只是一种仁至义尽的提醒：谁也不能阻挡市场经济的巨大洪流。你们可以无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存在，但无法不去面对越来越逼近的现实，这个国家古老的、曾经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改变只是时间问题，在时间面前没有人能做得了钉子户。如果你们还保有国家的优惠政策而不自寻出路，为个人命运和家族生活方式的改变另寻出路，那么你们将成为一群没有未来的人。人没有了未来，只能去流浪、乞讨。

 

　　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直到回到了派出所，又继续开始我的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精心的制度建构和政策扶植，必然在这个国家产生了一批依靠制度发家的既得利益者，然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让所有人获益，因此产生了两种贫困者：一是为了制度的确立必然要去触犯的原有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如文革时期的“贫下中农”，二是由于地域和其他因素限制而使得当前制度无法囊括的一批人。在长庆桥，这两种人兼而有之，有时候他们之间的界限也是很模糊的。复杂的人群，不知所措的人们，在这里，人的命运置换着制度运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一方面希望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而又对即将到来的生活不知所措，因此而原地徘徊，形成了一个虽小但却完整的“江湖”。各路人汇集在了一起，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想法，而都是同样的贪婪。我实在不忍心看那份贪婪背后的可怜，白天相互争夺着有限的资源和利益，似乎自己已是世界上最无助的人，夜晚又不约而同的聚到街道上的麻将馆和洗头房里，释放着贪欲和色欲。在这个小镇上，所有人都失去了家，所有人又都像是在四海为家，流浪江湖。正义离这里很遥远，法律还在另一个国度里，有的只是法规和国家政策。国家意识形态演化为多种话语方式，被不同群体的人所运用，维护着自己的“权利”，而不论这份权利是否存在。

 

　　后来的几天，我一直在这里工作。每到黄昏时分，一个人走在新修的大道上，望着天外的白云逐渐飘远，心里想着这是一个何其边缘化的小镇！然而正是这种“边缘”，映射到了处于国家制度背面和对立面的人们的生活，中国革命所谓“农村包围城市”，不正是这些人反戈一击而最终改写了历史吗？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治理确实是一项不易与的工程，忽略了极小的细微之处，都会酿成将来的大祸，历朝历代皆是如此。那么庙堂与江湖，孰轻孰重？

 

　　这一系列的问题并非我目前所能看透，但自己也想试着去做一番阐释。于是在回来的路上，我写下了下面一段话：人类发展到今天，政治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控制功不可没。但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以意识形态来区分发展模式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因此我们不可能再去问那个纠缠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落后”？我们今天要问的应当是：“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能容纳多少关于发展模式、制度变革和世界观的理念？我们要从哪里去找寻进一步改革所必需的制度性资源和宝贵思想”？这毕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旧让位于新的时代，即使这种新会带来失业、贫困和动荡，也要用自己毕生的知识和信念去完成！我们已经走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里，在资本和权力的市场上，权贵们的竞争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这个几乎牢不可破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国民因此而被分为两类：他们分别处于体制之内和体制之外。前者高居社会结构的金字塔的顶端，而后者则组成了底基和中端。这个金字塔至今仍未出现大的问题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善于忍让的传统，国家的领导也是出于底层并且关心底层。一旦这种忍让由于顶层的连续施压而转化为逆反的情绪，那么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的情势就会形成并再次威胁着这个国家的中枢。在长庆桥，以及类似的一些乡镇，民众们已逐渐走到了“想忍但却没饭吃”的境地，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曾经落后挨打过，是因为那时国民的脑子里只能容忍一种世界观的存在。人们的思维被禁锢在“天朝大国”的虚构空间中而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力，百年之后，这个无比致命的“中国之痛”依然存在，只不过它演化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大多数国民将自己毕生追求定位在成为当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以剥削代替被剥削，以攀上金字塔的顶端代替在底端的挣扎，而从来没有想过变革和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从而使更多的人成为体制的受益者，更多的人不再挣扎忍耐着生活，打碎这个牢不可破的金字塔，让剥削与被剥削不再剧烈，不再赤裸裸。“英特纳雄耐尔”虽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们总还得一步步走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起来离它更近一些。国人的视野还是太过狭隘。

 

　　终于回到了家，放下包也放回那本《万历十五年》。张居正、海瑞、李贽们走过的路我们已经不再去关注，但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依旧要达到。放眼那个年代，英格兰建立起来了自己的海军，新大陆已经被发现，海上贸易日益发达，新一轮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那时候的中国，怎么就没有动静呢？我们不能怪罪古人，因为我们很难确定自己不会犯同样的错。而我，会牢记那些仍游离在制度边缘的人们，他们的存在使我深深感到这个国家有着任重而道远的任务等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成。

【作者简介】
杨文昭，男，甘肃宁县人，现为西北师大政法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