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流芳：“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学论文规范的个案考察：《哈佛法律评论》”一文重刊后记

发布日期：2009-06-03 文章来源：互联网

　1997年初，本人访美归来，适逢“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还在谈论“学术规范化”，每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有那么一次聚会。于是，我也在1997年3月的一个周末前去抛砖引玉，谈“哈佛法律评论”的缘起和演进。1997年6月，“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学论文规范的个案考察：《哈佛法律评论》”一文首次发表于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的杂志《比较法研究》第11卷第2期。此后，约有30多家杂志、电子刊物和文集转载了该文，甚至还有5、6家慷慨付酬，给我带来惊喜。1998年6月，《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问世，此后各校纷纷效法，如今全国大约已有法学院学生主办或参与主办的《法律评论》50多家。

　　今天，《法律评论》在中国将选择什么样的适者生存之道？现有学术制度将如何影响年轻的《法律评论》？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如今，中国进入了21世纪，然而，学术刊物却和封建时代的人民一样，有高低贵贱之分。封建时代，阶级之分多来自世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当代学术刊物分等则是行政权力和寻租冲动交互作用的产物，“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在教职升等和各种“评优”活动中，刊物决定论文的价值（评委们大多没有时间在投票之前看一眼被评审人的论文，最公正的评委大概也只能凭刊物的等级去评定优劣），在“核心期刊”、“重点期刊”、“权威期刊”、“中央级刊物”、“省部级刊物”发表的论文注定要比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高出若干档次。就象不同国家的货币可按一定汇率兑换，在各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相互之间，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汇率”互换，如：“核心期刊”一篇论文通常相当于“普通期刊”三篇论文，外国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相当于“核心期刊”，诸如此类。于是，人们争相追捧高贵刊物，教授们引以为自豪的不再是他写了什么，而是“我的文章上了‘XX研究’！”高贵刊物身价陡增，稿源供过于求。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交易：高贵刊物常常发行只有作者才会去购买的“增刊”，急需发表论文的作者只要按照文章的篇幅交纳“版面费”，就可以在高贵刊物上出名；刊物等级越高，“版面费”也越贵。当然，作者花钱在“增刊”上发表高论，不是自娱自乐，而是刊物的官方分等和官方催产论文两者合成的一个怪现状。

　　官方主导“评估”，按评估结果分等，以等级高低分“资源”，此一风气始于20世纪末，各行各业无不受其冲击，新的行话（“基地”、“一级学科”、“重点”、“跨世纪人才”）、行规（以“跑点”为中心的“学科建设”、跻身“××工程”的远景规划、分配“×× 基金” 攻坚战…..）应运而生，业内人士的身心亦深受“改造”，其“触及灵魂”的强度不亚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那场政治运动。当主管部门给学术刊物分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动用公权力扶持一部分期刊，打压另一部分期刊，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恶劣的不正当竞争。随着公权力成为决定竞争胜负的筹码，一切行规、行德也就荡然无存，不择手段去“搞掂”官方就成了“业内人士”不可违拗的适者生存之道，“骗而优则奖”随之成为一条铁律。官方主导的学术评价是一种恶俗——官方决定刊物的等级，官方又按照刊物的等级去奖励论文作者，再按照论文作者获奖多少决定他们的下一轮奖励，这些恶俗正在把中国的学术活动推向迷信、邪教一类的反智活动。

　　《法律评论》是不入官方等级的“以书代刊”，在《法律评论》上发表论文也不能给教授增色，因此，有些《法律评论》渐渐成了在校学生的论文集——校方现在多要求研究生“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而论文已经“发表”的指征就是出现于一个公开出版的印刷物上。

　　照现在这样的格局，《法律评论》数量再多，也难成气候。《法律评论》并不需要照顾，它们健康发展的唯一需求就是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的前提是官方不得用公权力去帮助竞争中的任何一方。

　　国栋主编让我提交这篇旧文，我就补上这么一段后记，并把当年摘译的一小段文章也附在后面。

　　原载：《律师文摘》，孙国栋主编，2006年第一期（中国法制出版社），页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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