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显文：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唐代交通管理的法律规定（三）

发布日期：2009-06-18 文章来源：互联网

为了便于管理、维修和行人辨认，唐代在交通道路上每隔五里设置一个里程碑，即“里隔柱”。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记载：“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里隔柱类似于现代公路上的里程标识，它的设立对于计算道路里程，辨认道路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朝政府在积极维护原有道路的基础上，还大力开拓新路。唐玄宗天宝三载（744），京兆尹萧炅奏请于要道筑甬道，以沙实之。天宝七载四月，河南尹齐澣奏：“于偃师县东山下开驿路，通孝义桥北坡义堂路也”。[1]另据《新唐书·地理一》记载：“贞元七年，刺史李西华自蓝田至内乡开新道七百余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谓之偏路，行旅便之。”大中三年（849）十一月，山南道节度使郑渥、凤翔节度使李玭等上奏：“当道先准敕，新开文川谷路，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十一所，并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在驿站附近建造客馆，显然是为了方便行人。

有唐一代，道路桥梁的营造由国家专职机构将作监负责，据《唐六典》卷23“将作监”条记载：“将作大匠之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模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署，以供其职事；少匠贰焉”。“凡两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东都之大内、上阳宫，其内郭、台、殿、楼、阁等称为内作；凡山陵、太庙、都城诸门、诸司官舍、街、桥、道等，称为外作。”唐代的道路桥梁和渡津有专职人员管理维护，据《唐六典》卷7“水部郎中”条记载，工部管辖的水部郎中负责修缮管理的桥梁共有11座，“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石柱之梁四，洛三、灞一。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茸。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等差”。除水部郎中管理十一座大桥外，还设有另一个管理渡津、舟桥机构，即都水监下辖的诸津令，据《唐六典》卷23“诸津”条记载：“诸津：令一人，正九品上；丞九品下。隋都水领诸津：上津，每尉一人、丞二人；中津，尉、丞各一人；下津，尉一人。每津典作一人，津长四人。皇朝改置令、丞。诸津在京兆、河南界者隶都水监，在外者隶当州界”。

众所周知，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交通运输主要通过陆路和水陆来实现。而陆路交通又经常被高山或大江大河所阻断。为了克服陆路交通的障碍，方便行人来往，许多封建政权不惜组织人力物力开山辟岭，打通要道。当然，由于这些地方地势险要，处于战略要冲，封建政府通常派人防守，这也就形成了关。据《唐六典》卷6“司门郎中”条记载，唐代由刑部司门郎中掌管的关“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但是，当陆路交通遇到大江、大河阻隔时，又如何解决呢？毫无疑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架设桥梁。如果在河流流量小、河面较窄的地方架设桥梁相对容易，但若在河流流量大、河面宽阔的大江大河上架设桥梁又谈何容易！特别是以黄河为代表的流经华北地区的河流，因河水的冲刷而积淀成厚厚的土质松软的河床，不利于打造稳固的桥墩。因此，为了方便运输和行人往来，封建政府往往在河流平缓的地方设立渡口，配备渡船。如连接河西与河北的黄河渡口设有白马津，配有渡船4只，连接越州和杭州的浙江渡，配船只3艘等。

《唐律疏议》卷27“失时不修堤防”条规定：“诸不修隄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严格规定了中央及地方官员的对桥梁保护的责任。成书于唐开元年间的《水部式》残卷，还记载了对于官船如何维护的规定：“诸州贮官船之处，须鱼膏供用者，量须多□，役当处防人採取。无防人之处，通役杂职”。

唐代工部管辖众多的道路和桥梁，其又是如何通过何种手段进行维护和管理的呢？这是研究唐代交通法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存的唐令逸文中只记载了对道路桥梁维修的时间，如《唐令拾遗补·营缮令第三十一》规定：“凡津梁道路，治以六月”。[2]但究竟如何维护，需要的材料又怎样征运，文献没有明确的规定。值得庆幸的是，二十世纪初，在我国西北敦煌的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了唐开元年间的《水部式》残卷。式是唐代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水部式》则是一部唐代水行政管理的法规，其中许多内容是涉及桥梁管理的法律规定。通过对《水部式》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对于道路的管理和维护是非常细致的。

唐代《水部式》残卷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2507。该文书首尾残缺，中部也有个别脱字，共有七纸一百四十四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水资源管理的规定，可以说是一部水行政许可法。在《开元水部式》残卷中，还有部分条款是涉及全国道路桥梁、渡津、以及各地河道运输、海上运输管理的规定。

水部司是唐代六部之一工部下辖的具体职能部门，其所管理的桥梁主要是规模宏大的建筑，至于较小的桥梁，则由当地行政机关州、县来维护管理；京城内的小桥、街道，由将作监和诸司修造，据《水部式》记载：“皇城内沟渠拥塞停水之处及道损坏，皆令当处诸司修理。其桥，将作修造。十字街侧，令当铺卫士修理。”

由水部郎中负责管理维护的桥梁共有11座，桥梁的类型可分为石桥、木桥和浮桥三种类型。

首先看一下《水部式》中关于石桥的规定。在该残卷第43～45行有如下的记载：

洛水中桥、天津等，每令桥南北捉街卫士洒扫。所有穿穴，随即陪填，仍令巡街郎将等检校，勿使非理破损。若水涨，令县家检校。

关于这两座桥的结构，《唐会要》卷86云：“天宝元年二月，广东都天津桥、中桥石脚两眼，以便水势。移斗门自承福东南，抵毓材坊南百步。”可见，这两座桥是由石料构建而成的。由于天津桥人员流量过大，所以派有专人清扫。为了保护石桥，唐睿宗先天二年八月下令“除命妇以外，余车不得令过”。[3]

《水部式》残卷第105～109行是关于另外两座石桥管理的规定：

京兆府灞桥、河南府永济桥，差应上勋官并兵部散官，季别一人，折番检校。仍取当县残疾及中男分番守当。灞桥番别五人，永济桥番别二人。

灞桥架设在通往长安城的灞水之上，关于其结构，根据陕西省文物考古部门的发掘，已证明其是一座石桥。永济桥位于洛阳西南的寿安境内，亦属于石结构的建筑。

由于石桥质地坚硬，不容易毁损，对于石桥的维护管理也相对容易，官府委派的管理人员主要是残疾或中男，人数也很少。

接下来再看一下对木桥的管理规定。《水部式》残卷第86～92行是关于木桥管理和维护的法律规定：

都水监三津各配守桥卅人，于白丁、中男内取灼然便水者充，分为四番上下，仍不在简点及杂徭之限。五月一日以后，九月半以前，不得去家十里。每水大涨，即追赴桥。如能接得公私材木栰等，依令分赏。三津仍各配木匠八人，四番上下。若破坏多，当桥丁匠不足，三桥通役。如又不足，，仰本县长官量差役，事了日停。

这里所说的都水监三津，系指都水监所管辖的三座木桥。由于木桥是木质结构，容易腐烂和毁损，需要经常维修，故各桥配给的守桥人丁人数较多，各三十人，另外还配有木匠八人，随时维护。

最后谈谈《水部式》中关于浮桥的管理规定。唐代华北地区最大的河流是黄河，由于黄河河宽水深，加之河底多泥沙，在黄河上打造桥梁十分困难，唐代政府在黄河之上建有三座浮桥。《水部式》残卷第67～74行是关于河阳桥和大阳桥管理的规定，第139～141是关于蒲津桥的管理规定，引之如下：

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陕州大阳桥置水手二百人，仍各置竹木匠十人，在水手数内。其河阳桥水手，于河阳县取一百人，余出河清、济源、偃师、氾水、巩、温等县。其大阳桥水手出当州。并于八等以下户取白丁灼然解水者，分为四番，并免课役，不在征防、杂抽使役及简点之限。一补以后，非身死遭忧，不得辄替。如不存检校，致有损坏，所由官与下考，水手决卅。[4]

蒲津桥水匠一十五人，虔州大江水赣石险难 □□，给水匠十五人，并于本州取白丁便水及解木作□充，分为四番上下，免其课役。

因浮桥与石桥、木桥不同，保护与维修需要很多的劳动力，故这两座浮桥分别配有水手250人和200人。浮桥的维修需要在水下作业，对于维护人员的要求也格外严格，须“灼然解水者”，一旦被征调为水手，“非身死遭忧，不得辄替”。浮桥所使用的原材料多为竹木，故浮桥配备竹木匠，以便随时维修。

《水部式》残卷第113～132行是关于浮桥材料补给的规定：

河阳桥每年所须竹索，令宣、常、洪三州□丁匠预造。宣洪各大索廿条，常州小索一千二百条。脚以官物充，仍差纲部送，量程发遣，使及期限。大阳、蒲津桥竹索，每三年一度，令司竹监给竹，役津家水手造充。其旧索每委所由检复，如斟量牢好，即且用，不得浪有毁换。其供桥杂匠，料须多少，预申所司量配，先取近桥人充，若无巧手，听以次差配，依番追上。若须并使，亦任津司与管匠州相知，量事折番，随须追役。如当年无役，准式征课。

诸浮桥脚船，皆预备半副，自余调度，预备一副，随阙代换。河阳桥船于□、洪二州役丁匠造送。大阳、蒲津桥船，于岚、石、隰、胜、慈等州折丁采木，浮送桥所，役匠造供。若桥所见匠不充，亦申所司量配。自余供桥调度并杂物一事以□，仰以当桥所换不任用物迴易便充，若用不足，即须申省，与桥侧州县相知，量以官物充。每年出入破用，录申所司勾当。其有侧近可采造者，役水手、镇兵、杂匠等造贮，随须给用，必使预为支拟，不得临时阙事。[5]

除黄河上的三座浮桥之外，水部郎中所管辖的另一座浮桥是洛阳附近洛水的孝义桥。《水部式》残卷第142～144行规定了孝义桥维修材料的解决办法：

孝义桥所须竹■，配宣、饶等州造送。应□□塞系■，船别给水手一人，分为四番。其洛水浮桥竹■，取河阳桥故退者充。

因洛水水流量较小，河面相对狭窄，河水对桥的冲击较弱，对建造浮桥所使用的材料要求也相对低一些。为使旧物利用，《水部式》规定，维修孝义桥所须的竹■“取河阳桥故退者充”。

《水部式》第133～138行规定了河流枯水期时浮桥的拆解办法。北方河流秋冬季节进入枯水和冰冻期，为了保护浮桥设备，需要对浮桥进行拆解更换，故《水部式》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诸置浮桥处，每年十月以后，凌牡开解合，□□抽正解合所须人夫采运榆条造石笼及索等杂使者，皆先役当津水手及所配兵。若不足，兼以镇兵及桥侧州县人夫充。即桥在两州两县□者，亦于两州两县准户均差，仍与津司相知，□须多少，使得济事。役各不得过十日。

以上是关于唐代工部所辖的桥梁、渡津管理维护的具体规定。至于唐代地方州县又是如何对其所辖的道路桥梁进行维护，因文献记载简略，很难窥其全貌。在《白居易集》卷67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为了解唐代地方官员对道路维护的法律责任提供了重要线索：该案件案情如下：

得洛水暴涨，吹破中桥，往来不通，人诉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犹涨，未可修桥，纵苟施功，水来还破，请待水定。有又有辞。

依据唐代法律，作者对此作出的判词是：

大水为灾，中桥其坏。车徒未济，诚有阻于往来；修造从宜，亦相时之可否。顾兹浩浩，阻彼憧憧。人诉川梁不通，壅而成弊；府虑水沴荐至，毁必重劳。苟后患之不图，则前功之尽弃。将思济众，固合俟时。征启塞之文，虽必茸于一日；防坏襄之害，未可应乎七星。无取人辞，请依府见。

P2507号唐《开元水部式》残卷中还有6条是关于河道运输、海上运输管理的规定，其中关于河道运输的有4条，海上运输的有2条。

第39～42行是关于长江扬子津斗门、洛水河道管理维护的规定。为了控制长江到运河的入水量及保证洛水河道的畅通，该条规定：“扬州扬子津斗门二所，宜于所管三府兵及轻疾内量差，分番守当，随须开■；若有毁坏，便令两处并功修理。从中桥以下洛水内及城外，在侧不得造浮硙及捺堰。”

第50～51条是关于各州运船经过子苑停宿的规定：“诸州运船向北太仓，从子苑内过者，若经宿，船别留一两人看守，余并辟出。”

第62～66行是关于黄河上游胜州（今内蒙古一段）转运水手的规定：“胜州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晋、绛两州，取勋官充，不足兼取白丁，并二年与替。其勋官每年赐勋一转，赐绢三疋、布三端，以当州应入京钱物充。其白丁充者，应免课役及资助，并准海运水手例，不愿代者听之。”

第78～80行是关于岭南地区如何运送租赋至京师长安的规定：“桂、广二府铸钱及岭南诸州庸调并和市、折租等物，递至扬州讫，令扬州差纲部领送都。应须运脚，于所送物内取充。”

第57～61行、第74～77行是关于海上运输管理的法律规定。唐代海上运输也十分发达，但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很少。《水部式》残卷中有两条关于海上运输的规定，为我们了解唐代海上运输的法规提供了珍贵资料。

第57～61行是关于海上货船水手选拔的规定：“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不烦更给勋赐，仍折免将役年及正役年课役，兼准屯丁例，每夫一年各帖一丁。其丁取免杂徭人家道稍殷有者，人出二千五百文资助。”

由于海上运输的特殊性，故第74～77行有关于海师选拔的规定：“安东都里镇防人粮，令莱州召取当州经渡海得勋人知风水者，置海师贰人，拖师肆人，隶蓬莱镇，令候风调海晏，并运镇粮。同京师上勋官例，年满听选。”

从上述6条法律条文来看，唐朝政府对于河道运输和海上运输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细致的。

[1] 《唐会要》卷86。

[2] 参见池田温等著：《唐令拾遗补》，第835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版，第835页。

[3] 《唐会要》卷86。

[4] 《唐六典》卷7“工部水部曹”条仅云：“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阳桥水手二百人，仍各置木匠十人”的记载。

[5] 关于河阳、大阳和蒲津桥的维护和管理，《唐六典》卷7“水部郎中”条也有记述，不过《唐六典》的记载极为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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