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问题

    沉默权的观念起源于英国法谚：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而作为制度被规定下来是源于英国的“米兰达”案件。米兰达因涉嫌走私煸动叛乱的书籍而被指控犯罪，但他否认被指控的罪名，而且以自己没有理由背叛自己为由拒绝在法庭审讯时宣誓与供述，因此被法院定罪处刑。但英国上下两院均认为对他的审判是违法的，同时禁止刑事案件中要求被告宣誓供述。由此，被告人拥有沉默权被确认为英国刑事诉讼的原则之一。而后，美国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为其作了扩张解释，即规定凡是以侵害沉默权所获得的证据无证明力。

    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规则，沉默权在保护公民的权利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该受到我国的重视。但由于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中却没有这样的规定，反而一贯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而且在刑诉法第93条规定：“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种巨大的反差在我国存在有其深层的原因。

    首先，要确立沉默权制度需要有两个基本前提，即有以独立价值地位存在的权利主体；有崇尚个人权利的社会主流价值取向。

    但是，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给过个体独立存在的价值地位。即作为个人权利的主体的人从来都是依附于另外的主体存在的。《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这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宣传义务本位，教导人们要克尽职守、兢兢业业，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却轻易不言个人权利。于是对传统的中国人而言，人生的价值便是一生一世的尽义务。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儒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宋儒朱熹曰：“人欲胜，则天理灭”。可见中国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从来没有主张过个人权利。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阻碍了沉默权的确立。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义务本位，不仅导致沉默权确立不具备条件，而且还直接造就了一种与沉默权相抵触的权力本位。权力本位最典型的表现便是皇权至上。法源于皇权而事于皇权，法失去自身理性的权威，而沦为权力的奴隶。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制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只具备否定的价值。也正因如此，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便不可能从法律中寻求到一种主体资格的认同，也不可能从法律中引申出个人权利的要求。对法官而言，被告人只是刑事诉讼中的客体，其对肉刑折磨的忍耐程度成为衡量其是否有罪的尺度。所谓“棰楚之上，何求而不可得。”汉律规定：“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唐律规定：“……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明律规定：“犯重罪，赃证明白，故意持顽不招者，则用刑拷问。”在这种制度下，被告人只是被追究的客体，只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传统文化与法律制度从未想过要赋予被告以沉默权，而只是加给他们如实交待的义务。正因为传统文化所引出的法律制度与沉默权制度有不相一致，使沉默权制度实施起来确实有些困难。

    其次，我国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影响了我国沉默权的确定。我国虽不是大陆法系的国家，但我国的法律却与大陆法系的价值取向相近。即崇尚安全与秩序的价值，这与沉默权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个人权利神圣的价值相矛盾。因为一个国家其司法资源有限，不可能同时追求两种有冲突的价值。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要保障安全秩序，就只能牺牲一些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基于此，刑诉法未确立沉默权，反而加给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的义务。

    再次，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司法资源一直很匮乏。一方面，司法人员数量少，且素质不高；另一方面，物质条件也很差。侦查的设备不完善，科技含量不高。这些都导致侦查人员难以从外部突破查清案件。这种情况下，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入手获取口供，便成为破案的重要手段。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往往宣布供诉义务以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一定的心理较量包括心理压力促使犯罪嫌疑人交待犯罪事实。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并在讯问前宣布，那么一旦犯罪嫌疑人主张自己权利讯问将无法进行，口供也难以获得，定罪更为困难。鉴于此，我国迟迟未确立沉默权制度。

    我国未确立沉默权制度反而加给被告人如实交待的义务，给刑诉制度本身以及司法实践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有明文规定的除外）。即提出主张也就是指控犯罪的一方（通常为公诉方）应该对自己指控的罪名负举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刑诉制度中没有确认沉默权，且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交待的义务，这样一来便转移了有强大国家权力作后盾的公诉方的举证责任，而让本来就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方来承担自己有罪的责任。这与举证制度相矛盾，且会使强势方更强，弱势方更弱，不符合诉讼追求的公正、平等的价值取向。

    其次，将导致司法人员权力的滥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刑讯逼供便是其中表现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审判对口供都十分重视，甚至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而刑诉法中赫然写着的“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又为讯问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刑讯逼供的后果不是造就大批冤假错案，就是牺牲了诉讼法正当的程序价值，同时导致司法腐败，使人民丧失了对法的信任与崇敬。

    诚然，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辛苦积累人智慧结晶，或者说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所在。而法的价值取向也与该国国情密不可分。另外，提高诉讼效率也是法苦苦追求的价值。但是民族文化总是在发展，国家实情也在不断的变化，而提高诉讼效率也只是法追求的一项价值而已。如果过分拘泥于传统与国情，片面追求效率，则有可能丧失诉讼法的公正性。对大多数富有理性的人而言，一项制度，无论它多么符合传统与富有效率，只要它使某些人受到了不公正、不人道的对待，从而导致社会的非正义，我们总会给予其否定的评价。因此，无论现实的阻力与传统的束缚有多大，我们都应该首先肯定沉默权是一种科学公正的刑诉制度，同时也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逐步确立这一制度。

    民主与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也非朝夕之功，而保障公民权利也是法律永恒的主题。要充分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民主与法治的进程，需要我们从现行法制的缺陷入手，认真分析研究，找出问题所在，我想，只要我们心怀公平正义，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拥有一种品质优良的刑诉法律制度，我们的民主与法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每一个公民将生活于一个充满自由民主的国度里。                                               作者： 颜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