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知情·监督

应该说，古往今来，类似于“罗彩霞案”的这种考试舞弊现象都存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高考恢复之后，又有浮出水面之势。但“罗彩霞案”绝不是个案，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认为，这其中制度因素应该是主要因素，人为因素是次要的。因为一个考生的整个高考程序，要经过派出所和学校等层层关口。如果这一系列程序走过来都没有被发现，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从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两个环节出了问题：派出所和学校。

　　派出所为什么能够篡改公民身份？源头恐怕在于户籍制度本身。当前的户籍制度存在相当大的地域性，相关的地方管理部门独立性过大，有足够的权力修改户籍，而当事人本身对自己的身份信息掌握又不够及时彻底，这就给了违法乱纪者以可乘之机。

　　因此，解决办法并非改变制度，而是调整改进。试想，如果每位公民，无论成年与否，都能对自己的户籍信息做到及时被告知以及全面掌握，就完全可以预防他人动手动脚，这也是公民生存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考生成绩寄发学校也是高考制度的一个漏洞。为什么会发生冒名顶替的现象呢？归根到底还是每一个人掌握自己身份信息的权利行使不到位，出了问题不能及时发现。而其后的填报志愿环节，有些家长和老师也容易出于监护等各种原因绕过考生擅自包办。由于考生的年龄和阅历等因素，这样的行为表面上看似合理，但却有侵犯考生知情权之嫌。

　　针对以上情况，我认为，应当建立一整套与考生、家长、学校等各方权利都尽量相适应的考试及招生制度。比如：在寄发成绩时，可不可以不只是仅仅通知学校，而是同时也可以直接寄发给考生本人。现在的网上查分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另外，考生填报志愿时，也应明确规定不可包办代替，形成充分尊重考生知情权的严厉、公正、客观的制度。

　　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公民掌握身份信息这个源头抓起。由于参加高考的考生很多都还未年满十八岁，有很多可能也还没有身份证，我们就应当建立另外一套未成年人身份证明制度来给予保护和确认。比如，可以在公民出生后就建立一个行使身份证职能的个人档案，并规定，未经当事人本人允许，不能篡改。比如国外现在就有一种手模制度，孩子一出生就印上手模，确认身份。只有加强了从源头预防，公民今后成长过程中的麻烦才会减少。

　　其次，从权力方面来看，主要是“管”的问题。

　　在“罗彩霞案”中，权力深入到了制度保障的各个环节。从户口到录取到报到，几乎都没有按照规则制度来。这其中暴露的管理缺陷最后威胁并侵害了公民的生存权。一方面是由于权力被制约的程度太低，另一方面，权力渗透也很容易。

　　本案中，考生所在高中以及接收大学，公权几乎都可以“无微不至”地渗透，而且本来不能介入的权力也可以介入，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育资源就这样被行政权力控制，学校领导也处于行政权力控制之下，使得权力可以到处伸手。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却轻易地被权力控制和利用。

　　这个案子给我们的启发就在于：如何将教育这种社会公共资源规范得更加公平合理、有竞争力。我认为，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将一些教育资源推向市场。同时，也应当扶持私立学校的发展。当前民营学校力量太弱，还无法与公立学校竞争抗衡，这就在无形中给了公立学校“懒散”的机会。如果将教育资源推向市场，就可以慢慢形成一种维系声誉的竞争机制，各类学校就会真正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就会变得更加自律。因为当声誉变成第一位时，公平自然很容易进入校园并逐渐站稳脚跟。

　　再次，从社会方面来看，也有制度和舆论监督不够到位的因素。

　　“罗彩霞案”在一个真正的、彻彻底底的法治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我们着力建立法治国家的当下，为什么还是会发生呢？本案中，一方面是由于权力的力量足够大且不自制，对应的是另一方，即被冒名顶替者的弱势地位。

　　公权轻而易举进入各个领域是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够完善。在整个对公权的监督体系中，制度监督必不可少，舆论监督也很重要。如果舆论监督不到位或者弱化，就会致使违法乱纪者的胆量增加。当下有一些奇怪的违法乱纪行为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舆论监督的基本责任尚未到位。

　　“罗彩霞案”事发后舆论四起，逐渐形成了监督压力和助推力，最终使得事件水落石出，也体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因此，是否可以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的权力和范围，同时对其进行进一步地规范和保护，充分维护舆论监督功能的行使，使其尽量少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梁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