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见义勇为者不宜成法定义务

　　湖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去年通过了《湖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见义勇为这一话题再次引起公众的讨论。就一些焦点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湖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大学法学院徐涤宇教授。

　　救助行为：是否法定义务？

　　《湖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草案借鉴其他省市的经验，曾规定：有帮助能力的人发现负伤的见义勇为人员，应当及时护送到医疗机构救治，并告知当地公安机关或者综治办。

　　我对此规定持反对意见，理由主要是：首先，救助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应该是公民的道德义务，我们可以宣传和提倡，但不宜将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定义务；其次，现实中救助他人反受冤屈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规定罔顾现实，有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此外，对无法定职责或约定义务的自然人来说，法律一般不为其设定帮助义务，相反，在公民实际实施这种救助行为时，在民法上可以请求偿付必要的费用。

　　条例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删除了该规定，仅保留了鼓励救助的倡议性条文。

　　受益人、见证人：是否有作证义务？

　　条例草案第九条规定：见义勇为行为的受益人、见证人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人员提供见义勇为行为证据或者其他有关情况。

　　在审议中，我认为该规定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且实践操作困难重重，应予修改甚至删除。原因在于：首先，证人作证义务以社会正义的实现为价值目标，视证人为国家司法权或行政权的义务主体，忽视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和自由选择权，缺少人文关怀。即使是受益人，法理上也只能要求其对见义勇为者所受的损害负补充的财产责任，不宜为其设定非财产性的人身义务。

　　其次，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证人的作证义务，但司法实践中经常遭遇尴尬和困境。为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对作证义务加以变通，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由提供该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最后，条例的主要立法目的是让政府承担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职责，而证据的收集在条例中也只是关系到政府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因此，与其规定受益人和见证人的作证义务，不如规定政府的调查责任。

　　基于以上考虑，条例最终删除了见证人作证义务的规定，在完善政府调查责任的相关条文时，增设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

　　医疗、抚恤等费用：如何保障？

　　为避免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关键是要为其医疗和抚恤等提供一套完整的保障机制。为此，草案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及时救治见义勇为者的义务，并就医疗、抚恤费用的解决，规定了工伤保险、用人单位支付和政府承担的顺序。

　　在第一次审议时，有委员认为应加强医疗机构的救治义务，建议借鉴其他省市的立法经验，增加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医疗费用”的规定。但也有委员认为，见义勇为的社会公益性决定了其奖励和保护应当由政府来负责。而且，在公民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财物处于危险状态，政府来不及救助时，见义勇为人员其实是在协助政府履行其职责。所以，对见义勇为人员遭受的损害，在不能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获得赔偿或补偿时，理应由政府来“买单”。据此，政府不应将其义务转嫁给医疗单位（即使只是垫付）或见义勇为者的工作单位，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抚恤等费用应采取财政兜底的原则。

　　经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讨论和修改，条例未采纳医疗机构垫付医疗费的建议，但规定了综治机构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医疗费，并保留了见义勇为者的工作单位对医疗、抚恤等费用的支付义务，明确了政府的补足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