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法治监过程的中适用《监狱法》面临的困惑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有关监狱的重要法典，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进一步强化监狱职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伴随着依法治国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依法治监成为监狱工作者的普遍共识。依法治监必须有法可依，且有法能依。然而笔者觉得我国现行《监狱法》虽然结束了新中国监狱法典空白的历史，使我们当前依法治监的基本方略有法可依，但是由于《监狱法》尚不够完善，在实践过程中，当人们适用它时，难免面临种种现实的困惑，时常会感到一些法律条文有法难依。据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指出《监狱法》存在的不足，探讨解决的办法，帮助人们摆脱困惑。

　　一、关于罪犯劳动的法律规定

　　关于罪犯劳动，《监狱法》共有19条内容涉及这一问题。其中第二条规定：“监狱……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透过上述规定的具体文字。不难看出，第二条规定告诉我们，如果罪犯需要的不是劳动改造手段，则可以不组织罪犯参加这些劳动，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则告诉我们：一切罪犯都必须参加劳动，参加劳动是法定的义务。第六十九规定则又表明罪犯参加劳动是有条件的，前提是必须有劳动能力，从实践来看，此条规定所要求的条件实际是空的。监狱劳动的种类多种多样，在监狱能够动荡的罪犯即使不能进行生产性劳动，也可以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杂务。对于狱内押犯而言，只存在劳动能力强弱大小的区别，不存在劳动能力有无的区别。笔者认为：罪犯应当参加劳动，劳动是罪犯必须履行不能回避的法定义务，因此对于第四条应去掉“根据改造的需要”几字，第六十九条应改为“有生产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二、对减刑、假释的适用程序不完善

　　对减刑、假释，《监狱法》共有6条内容对此作了规定。从减刑的条件、减刑的办理、假释的办理，不当减刑、假释的禁止等方面进行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未能全部涵盖减刑、假释的全部适用程序，表现在：第一，人民法院裁定罪犯被减刑、假释时，监狱应当在什么时间内予以告知？《监狱法》对此没有涉及。笔者认为确定对罪犯减刑、但如果监狱机关在接到减刑、假释裁定之后，不及时告知，很容易导致对罪犯合法人身权益的侵犯。曾经有监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罪犯的刑期在上年底已剩余不多，如果被减刑，则可能被告知之日就是回家之时，然而监狱单位迟迟不予告知，则罪犯亦迟迟不能刑满释放。等后来被告知，真相大白时，却发现罪犯已被多关押数十日。假释更是如此，如果越过了假释开始的期限、而罪犯仍未被告知假释，则不仅人民法院裁定的法律效力受损，而且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遭到侵害。笔者认为：对于人民法院裁定的减刑、假释裁定，罪犯能否上诉。《监狱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提出抗诉，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在这里的抗诉可能因为两种原因。一种是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却被减刑、假释，另一种是应当被减刑、假释的罪犯却被错误地裁定不予减刑、假释。检察监督不可给每一次都能明察秋毫。如果在监狱机关向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合适的减刑、假释时，罪犯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罪犯可以用什么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上考察，这种减刑、假释的不当裁决都具有现实可能性，对此应当予以防范，即应当给予罪犯上诉的权利。倘若罪犯对此不能进行上诉，这不仅违背了刑诉法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保护罪犯的正当利益。再者，既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定进行抗诉，罪犯当然应当对应地享有上诉的权利。因此，笔者建议对第三十四条增加第三款，内容为“被监狱机关建议减刑、假释的裁定，有充分理由认为裁定不当，可以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关于监狱侦查权的规定过于简略，不利于实际操作

　　《监狱法》第六十条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一般而言，所谓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可见侦查的具体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即进行专门调查工作，采取相关强制措施：这里的强制措施，其种类包括拘传、取保侯审、监视居住、逮捕和拘留。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三款规定：“对罪犯在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机关进行侦查。”“监狱办理刑事案件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由此不难判定，监狱在作为狱内犯罪案件的侦查时，其拥有的侦查权利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但是理论上的应然权力并不代表实践中的实然权力。监狱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实践活动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在实践方面有很大区别。特别是采取相关强制措施时，这种区别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些强制措施中，逮捕的决定权由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拘传适用于未被羁押的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于根据案件情况可以不采取羁押方式、不剥夺人身自由权的犯罪嫌疑人；监狱实践可以行使的决定权只剩下拘留决定权。但是，从目前我国已有的立法内容来看，监狱能否能拥有拘留决定权实在是查无实据。有人认为监狱单位狱内犯罪都是在押犯所实施的行为，他们本身已经在押，人身自由已被剥夺，不需要再行拘留。但是这只是考虑到问题的一方面，如果某在押犯被发现有狱内犯罪嫌疑的第二天就是刑满之日，此时是不是要对其行使拘留权呢？如果不对其作出拘留决定，传唤、拘传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而刑满在即。是释放还是不释放呢？如果释放，则不利于案件的侦查；如果不释放，则很有可能会超时超期关押罪犯而造成侵权。依笔者之见，《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既然都规定了监狱对狱内犯罪案件可以行使侦查权？则应该赋予其完整的侦查权；《刑事诉讼法》既然规定“监狱在办理刑事案件时，适用刑诉法的有关规定。”那么，监狱在行使侦查权时，根据实际情况，则应当享有拘留决定权。否则，监狱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就只能进行专门调查工作，而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显然这不是监狱机关侦查权的本意。尽管监狱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一般不需要专门行使项权力。但实际应理解为已经行使了这项权力，当上述特殊情况发生时，监狱机关拥有拘留决定权将有助于案件的侦查。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监狱法》第六十条，应补充一款称为第二款，即“监狱在进行侦查时，根据情况，可以行使拘留决定权。”

　　四、监狱经费与监狱生产属性问题

　　《监狱法》关于监狱经费有明确规定，“国家保障监狱履行罪犯所需经费，监狱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产费、监狱人民警察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须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关于监狱生产，《监狱法》也在多个条款中有所涉及。把这两个内容放在一起进行思考主要是因为监狱经费的原因，制约了监狱生产的属性。

　　实践中，人们对于监狱生产的属性众说纷纭，主要表现为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我国监狱生产不再在计划经济的旧框框中运行。它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参与市场竞争，受市场经济规律制约，监狱生产完全是一种企业化的生产，追求利润是监狱生产的目的。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监狱企业生产产品商品化，所以监狱生产的基地才由监狱工厂改称为监狱企业，这种观点颇有道理，也很能代表当前的监狱生产的实际。另一种观点认为，监狱的任务是执行刑罚、惩罚与改造罪犯是监狱的职能，从事商品生产并创造和实现利润不是监狱自身固有的职能。监狱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其直接目的是以生产劳动作为改造手段和形式，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而不是也不应该是直接去追求经济利润。监狱参与市场竞争，其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监狱的劳动力不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其生产技术能力非常低下，监狱在组织罪犯进行生产时，对劳动力也没有可选择权。因此，监狱生产不具备商品生产的要求，其目的也不是要进行商品生产，它只能是一种产品生产，并由国家负责统收的一种生产形式。这种观点也不无产生道理。全面地考察《监狱法》有关生产与经费的规定，笔者认为，如果监狱经费真正到位，监狱生产就应当是产品生产，而不应当是商品生产。显然两种似乎都有道理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还在于《监狱法》对于监狱经费的规定与监狱实际得到的经费存在事实上的差距。如果《监狱法》规定的经费能够全额到位，那么监狱就不会再为经费而犯难，也就不需要背着学生的经济包袱，在生产上大做文章。事实上，监狱所需的经费特别是用于罪犯改造的经费只是部分到位，监狱在改造犯人时，其经费缺口仍很大。弥补这个缺口，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发展监狱生产，创造经济效益，因而监狱又必须进行商品生产。特别是目前，尽管在多数监狱企业的经济发展都很不景气，中国加入WTO的冲击危在旦夕，放弃商品生产要求，走产品生产之路是适时选择，但监狱企业却无法做出选择，因此解决这一矛盾，不仅应从《监狱法》上明确监狱生产的产品生产属性，更要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监狱经费的全部到位，再不能让监狱为了生产而生产。

　　胡配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