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量刑时该考虑那些因素？

　　除了犯罪的性质和情节，以及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如前科、家庭、教育背景、人身危险性等，还有哪些因素应当纳入量刑考虑？

　　一个重要因素是被害人的态度。比如中国法官判处缓刑的条件之一，往往是被害人的谅解。而在美国，各州法院量刑环节之一，便是被害人或其亲属的陈述。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害人参与量刑已经成为其基本诉讼权利。

　　另外一个量刑因素，可能是政府的立场。比如在中国，将被告人无罪释放是否会引发不稳定事件，或者是否会妨碍政府工作，可能会最终确定某些案件的结果（想想重庆和山西地方政府“威胁”法院的案例）。但是从理论上说，刑事量刑是对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与政府态度无关。政府的应有立场，仅仅是严格执行法院的判决，管好狱中服刑的罪犯，看好监外服刑者。也许正是因此，拉丁语中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就是：让正义得以实现，哪怕天塌下来！

　　但是理论归理论，现实是现实。客观而言，政府及其代表的纳税人，同样是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因为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以及刑罚的执行，归根结底都需要纳税人承担成本。从这个意义出发，只要求承担成本但不允许发表意见，似乎也不太公平。更何况在中国，法院从来就被要求“讲政治、顾大局”。

　　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侵袭之下，法院量刑可能更需要考虑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当意义上，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刑事司法的财政成本都不仅仅是“应不应当考虑”的问题，而是“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的问题。理由很简单：没有相应的财政保障，法院作出的量刑决定仅仅是一纸文书而已，不可能落到实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院量刑必须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

　　比如最近在美国密苏里州，当法官们在考虑量刑的时候，手上就多了一份材料：一份来自该州量刑建议委员会（Sentencing Advisory Commission）的价目表，标明各种刑罚方式的执行成本。比如说针对一起抢劫案，如果判处被告人5年缓刑，那么政府大概会因此支付9000美元监管成本；如果判处监禁，在正常的假释情况下，同样一个罪犯大概需要花费50000美元。这些数字会被提交给法官，尽管后者并无义务加以考虑。但是正如一个法官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讲究成本/收益的社会。只有笨蛋才完全不考虑执法成本。”

　　根据量刑委员会的计算，在密苏里州，一年监禁刑的成本是16823美元；普通缓刑/假释则是1354美元；高度监管缓刑（Enhanced Probation，罪犯的人身自由介于监禁与普通缓刑之间）的成本则是1792美元/年。一个30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其刑罚执行成本是504690美元，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家庭10年的收入。

　　政府的意思很明显：利用明码标价的量刑建议向法官施压，希望法官主动减少监禁刑的比例和数量，增加判处非监禁刑，以缓和政府的财政压力，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其他更需要的地方。

　　基于美国人的实用主义传统，刑罚价目表很快受到广泛的肯定，据说已有另外几个州准备学习密苏里的做法。甚至有评论认为，这种与成本直接挂钩的量刑机制早该建立，因为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能无视司法成本。只是问题在于，司法界素有自以为是的传统，多年来不屑考虑所谓正义的经济成本；这一次经济危机，正好把法官们逼上“看菜吃饭”、“量入为出”的死角。也许正是因此，全美量刑委员会协会的2010年会主题就是：正确的量刑政策——寻找正义与成本的平衡（Sound Sentencing Policy： Balancing Justice and Dollars）.

　　但是批评者同样不少。有人从传统理论处罚，认为正义不应以金钱来衡量，因此量刑不应与刑罚成本挂钩。不过必须承认，这种卫道士似地空洞说教好像没有太多市场，也不太被纳税人所待见。另有人从技术角度出发，认为量刑委员会的成本核算方法有问题，比如没有把缓刑犯再犯罪的社会成本考虑在内——因为其实根本没法为其定价。还有人指出一些更极端的问题，比如死刑判决相比终身监禁而言，其刑罚成本无疑低很多，那么这是否会刺激法官们多判死刑、少判监禁呢？

　　不过尽管面临不少争议，刑罚价目表这一制度仍旧在密苏里得以施行。也许法官们的回复更为合理：各种刑罚的执行成本，仅仅是无数个量刑考虑因素中的一个，不会显著影响法官的决定；而且在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成本因素基本不会纳入考虑。死刑案件则根本没有进入价目表系统。

　　其实相比美国而言，中国法院可能更需要正面回应刑罚执行成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一个民生投入严重不足的转型国家，政府可能更应该考虑最为经济的刑罚手段。近年来兴起的社区矫正、监外执行等改革，虽然初衷是改造罪犯，但成本也许同样是考虑因素之一。

　　不过在中国，我们可能更需要担心成本因素被过度考虑。首当其冲是精神病人的恶性犯罪案件。比如最近在广东潮州法院，一个身背两条人命的被告人被确认患有精神病，依法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可是在作出判决之前，法院不得不几次三番找地方政府协商，一是确定事后关押该精神病人的医院，二是找到承担治疗成本的机构。法院院长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马找到当地县长和书记，才最终敲定善后办法。不仅如此，法官们还自掏腰包，向被害人家属捐款捐物，以期稍微弥补不能让被告人偿命的缺憾。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如果地方政府不愿承担被告人的后续治疗费用，或者被害人家属不依不饶，法院甚至可能直接将被告人枪毙了事。毕竟，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是：他确实杀了人，而且还有可能伤害更多的人！

　　其实这种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当初在陕西汉阴县道观杀死10人、掏心挖肺的邱兴华，多种迹象表明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其妻也正式申请法院作精神病鉴定，可是几级法院都置之不理，而是将邱兴华迅速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也许在本案中，法官们的最大压力来自民愤和被害人家属，但是相比几毛钱一颗的子弹，终身看护、治疗一个精神病人的巨大成本，可能也是判处死刑的考量因素之一。



【作者简介】
兰荣杰，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法律科学博士（SJD）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