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婚约财产纠纷不应具有可诉性”

　　未婚或离异男女以结婚为愿望，相互或一方向另一方支付一定财物，当一方拒绝与另一方缔结婚姻时即产生“婚约财产纠纷”。有人认为：人身不能作为交易的对象，婚约财产纠纷是以人身作为交易对象的，所以，人民法院不能审理以“婚约财产关系”为前提的婚约财产纠纷；如果判决接受财物的一方向支付财物的一方返还财物，则意味着人民法院在认可“婚约财产关系”合法的同时，忽略了该法律关系的非法因素；婚约财产纠纷不应当具有可诉性。

　　笔者不认同前述观点，以三点理由进行驳斥：

　　一、人民法院审理婚约财产纠纷具有必要性。婚约财产纠纷在我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其来源于我国人民缔结婚姻关系的传统和习俗，虽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第三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日趋淡化，但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未婚公民先订婚约，后成婚姻，尤其以广大落后地区和农村为甚。由于现在人口流动性较大、接触异性较广、可选择的配偶较多等原因，反悔婚约的情形较之以往更加普遍，大量存在的婚约财产纠纷，由人民法院审理、解决具有必要性。

　　二、人民法院审理婚约财产纠纷具有合理性。婚约财产纠纷在乡土社会经常存在，于当事人而言，意义重大：“娶妻”是人生大事、家庭大事，甚至是家族大事，被人“退婚”即遭人否定，无疑会在当事人的社会关系范围内产生不利影响，诉诸法院要求“违约者”返还收受的（大宗、贵重）财物便是该类纠纷的基本诉求。唯有如此，方能满足当事人和整个乡土社会的基本诉求，并恢复朴素的公平正义。

　　三、人民法院审理婚约财产纠纷具有合法性。婚约财产纠纷是精英法制对乡土社会习惯、规范的照顾和妥协。“认识——恋爱——结婚”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姻产生的理想模式，但现实中有“认识——婚约——恋爱——结婚”模式，也有“认识--婚约--结婚”模式。极具反封建特征的1934年《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及之后的1950年、1980年和2001年《婚姻法》均否认现实模式导致的婚约纠纷，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公布的司法解释又从实际出发规定“当事人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婚约，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混合体，可以否定其中人身关系的合法性，但不能否定财产关系的合法性，财产关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人民法院审理的纠纷中，既包括基于合法的民事关系产生的纠纷，也包括基于非法的民事关系产生的纠纷，前者如：离婚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继承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等，后者如：非法流转土地使用权产生的纠纷和以欺诈、胁迫等方式订立合同后产生的纠纷等。婚约是事实行为，也应当受到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违约”后，一方或双方返还所得贵重财物，符合“不因违约获得利益”的基本法理。

　　重申：在我国，法不提倡婚约，也不禁止婚约；任何人不得以婚约主张婚姻，人也不得通过违反婚约获取财物；遵守婚约，法不干涉，违反婚约，返还（贵重）财物。



【作者简介】
胡波、蒋仕华，云南省鲁甸县人民法院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