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包后未及查看即被迫丢弃能否定罪

    作者： 乐欣 石忠明

    案情：2003年1月14日，犯罪嫌疑人彭某趁被害人何某(女)不注意之机，从后面将其手提包夺去。被害人随即叫喊并追赶，彭某见状弃包逃跑，在逃跑过程中被闻讯赶来的治安员抓获。经查，被抢手提包内有公司活期存折一本?熌谟写婵钊嗣癖?3万多元，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财务人员个人印章各一枚。据被害人和银行人员证实，凭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财务人员个人印章即可将存折内的存款取出，而不需其他手续。

    分歧意见：本案在审查过程中，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彭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彭某尽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并实施了抢夺行为，但其抢到的是银行支付凭证——银行活期存折，而不是财物本身。由于不能确定彭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活期存款的目的，故不能认定彭某构成抢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彭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未遂　。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本案犯罪嫌疑人彭某抢夺他人财物的事实是清楚的，问题是如何认定抢夺罪构成要件 “数额较大”中的数额。因为彭某抢夺到的提包中，只有一本存有3万多元存款的活期存折。若按存款数额计算，远远超过“数额较大”，属数额巨大，应以抢夺罪（未遂）追究彭某的刑事责任；若不按存款数额计算，则彭某的行为未达“数额较大”的犯罪起点，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即是本案引起争议之关键所在。

    从客观方面看，本案中彭某抢夺到的不是一般财物，而是一本数额巨大的活期存折，这涉及到活期存折能否成为抢夺罪的犯罪对象问题。笔者认为，抢夺罪侵犯的对象是各种公私财物，且作为财产罪侵害对象的财物是从广义而言的，自然也包括财产性利益。本案中活期存折与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财务人员个人印章一起构成了一定的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夺罪的犯罪对象。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亦是作如此认定，该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已定并能即时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计算……”同理，活期存折亦可成为抢夺罪侵害对象。本案中，被彭某抢夺到的活期存折凭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财务人员个人印章即可将存款3万元取出，已经形成了对该罪犯罪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但仅凭此一点即认定彭某构成抢夺罪，似有客观归罪之嫌。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我们再来分析本案的主观方面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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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夺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从本义上理解，是非法占有或控制财物的目的。行为人主观上对财物的非法占有，是整个犯罪行为的一种确定故意，但抢夺罪的构成须是侵害公私财物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而行为人对财物数额多少、大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一种不确定的、概括的故意。因此，抢夺罪里的数额要求也应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含义，而不能理解为仅指行为人抢夺行为实际上所非法占有的数额。行为人对其客观上抢夺到的物品价值是否够起刑点数额或是“数额较大”，乃至“数额巨大”都在其意料之中，都在其主观意图之内，换言之，即行为人主客观方面要件是相统一的。

    司法实践中，常常有人如本案持第一种意见者将对不确定数额的占有故意与对实际所非法占有数额的故意相混淆，认为除非行为人主观上明确知道抢夺之物中有票面价值已定并能及时兑现的活期存折存款，才应认为他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才能以活期存款数计算涉案数额，本案中彭某实施抢夺行为时并不知道其抢夺的提包内有存折，故其故意内容无法判断，因此对彭某不宜以犯罪处理。实际上，行为人对活期存折（可即时兑现的财产性利益）的侵犯，已经具备了非法占有目的下的概括故意内容，而不能以行为人知道是活期存折后对存款的主观故意内容来取代抢夺行为的故意内容。从社会危害性角度来看，被害人财产所有权已遭到现实侵害，彭某预期行为（抢夺财产）一旦得逞，被害人财产即面临灭失的危险，即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因其客观上抢夺到（或认识到）的财物价值减少而减少，比如行为人抢夺到价值10万元戒指，却误以为价值10元而将其扔掉或卖出，如果以行为人主观上仅具有非法占有10元数额的故意来定性，而认为不构成犯罪，显然是不符合犯罪构成原理的，并且在客观上放纵姑息了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来看，本案中彭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对抢夺数额的不确定故意，实施抢夺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合法财产所有权被侵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抢夺罪犯罪构成要件，其行为已构成抢夺罪，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构成抢夺罪（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