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美国的这个税率制度充分考虑了婚姻和家庭负担等因素，更加体现了量能纳税原则。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适用无视具体情况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虽简单易行，但它没有考虑地区差异，也未考虑家庭总收入以及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情况，对收入相同而纳税能力不同的纳税人也适用相同的税率，实际上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通过比较我国与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及其实践效果，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制度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了越来越明显的非效率和不公平问题，对它的改革完善已经势在必行。当然，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的改革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充分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完成。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改革，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减少累进税率档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传统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要发挥其社会职能，就必须实行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税率制。可事实上这种高税率、多档次的税率结构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行之有效。一般说来，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越高，愿意纳税的人越少;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越低，愿意纳税的人相应会增多。因此，个人所得税在税率选择上应遵循简洁、低税的思路。

　　征税是一种国际性的普遍行为，尤其是在我国已加入WTO的情况下，我国该以怎样的税率课税，必然会受到国际上一般税率水平的影响。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累进税率结构，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为35%，缩减所得税累进档次为5级，使税率档次简化明了。35%的最高边际税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最高边际税率接近，有利于我国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吸引海外人才、资本，在更高的平台上参与国际竞争。尤为重要的是，在此次金融大海啸的冲击下，我国实体经济遭遇了严酷的寒冬，降低个税的边际税率可以有效地刺激我国居民消费，促进经济的复苏。另外，针对高收入者想方设法利用比例税率逃税的现象，随着我国征管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可以考虑将现行的两套税率统一为超额累进税率，以减少居民避税空间，使税负更趋合理。

　　(二)引进累进消失税率结构，调整各档次级距

　　个人所得税是一种调节收入分配的杠杆，因此在确定税率的累进级距时，一方面要符合所得分布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要符合公平负担的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省市的年人均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与此同时，高工资必然伴随着高消费水平，但这些地区的中低收入者和其他地区的收入者所适用的税率表却相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对中低收入者不公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各档次特别是前三档级距的方式来解决，如将第一级税率适用范围调整为“不超过2000元的”，将第二档税率适用范围调整为“超过2000～6000元的部分”，将第三档的税率适用范围调整为“超过6 000～18 000元的部分”。而对高收入者，可以借鉴美国税率中的“累进消失”结构，对课税所得超过一定数额时不再按超累进税率计税，而实行特殊的比例税率计算，以此将高收入者在低税率阶段得到的优惠抽走。在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的形势下，采取“累进消失”的税率结构，更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它既能确保低收入者享受较低税率带来的利益，贯彻税收的公平原则，又可使高收入者在退清其所不适宜享受的低税率优惠之后，只需面对一个较低的比例税率，从而体现税收的效率原则。在此，公平与效率两者兼顾，税收的再分配功能也必将得到更好的体现。

　　有部分学者担心，我国个人所得税总额本来就不多，这样根本的税率改革将大大降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比重。笔者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增长是与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成正比的，当我国全体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之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量和比重自然也会不断增加。

　　(三)税率适用兼顾婚姻家庭等“人性化”因素

　　我国是一个大家庭观念很重的国家，自古就有养老扶幼的优良传统。因此，个人收入的差距最终要体现在家庭收入差距上①，一个家庭的总收入比个人收入也更能全面反映其真实纳税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因此，在税率的适用中，借鉴美国的区别对待制度，我们应充分考虑每一个纳税主体是否已婚、夫妻双方是否都有收入、是否赡养老人和孩子及其人数等个体情况，根据其每个人、每个家庭实际情况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税率。这样，可以实现相同收入家庭相同的税率的横向公平，不同收入家庭不同的税率的纵向公平，充分体现税率设计的“人性化”。

　　当然，在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手段和征管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做到使家庭中所有成员的收入透明化，难度还是极大的。同时，我国的家庭结构比美国复杂很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现象较为普遍，这种以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为单位设计税率还比较困难。我们可暂时以夫妻关系为基本单位，将多代同堂的家庭按婚姻关系拆分为几个小纳税家庭，分别适用税率。同时，对于夫妻双方联合申报和单身申报的税率应有所区别，以使个税切实起到再分配的效果，真正体现个税调整的公平性。

　　(四)提高非劳动所得的税率，统一劳动所得的税率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同属于劳动所得的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以及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使得高收入者因为来源众多或转化来源而适用低税率，工薪阶层却承受着繁重的税负。因此，应将上述三大部分劳动性所得统一合并为劳动报酬所得，按同一超额累进税率征税，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原则。

　　另外，我国当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劳动所得适用较高的累进税率，对非劳动所得适用较低的比例税率。而当前高收入人群的收人大多来源于非劳动收入，若按照现行的税率制度，极易产生对居民收入的逆向调节问题，造成税负显失公平。因为劳动所得为勤劳所得，它与个人的能力、健康和寿命直接相关，随时可能终止，而且受众多意外因素的影响，比较不稳定。但以上特征是非劳动所得不存在的。因此，对劳动所得与非劳动所得应该区别对待，非劳动所得适用的税率理应高于劳动所得适用的税率。

　　(五)克服通货膨胀的影响，实行税收指数化调整

　　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我国CPI涨幅达到4.8%的11年历史高位。通货膨胀侵蚀了个人财富，给居民带来了虚假所得。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带来的此负面影响，美国从1981年开始实行税收指数化调整。即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自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适用税率，以防止通货膨胀将纳税人推入更高的税率档次。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应考虑采取税收指数化措施，当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超过上年度一定的百分比(如10%)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级距应按同等比例调高。税率级距的提高，实际上也就降低了税率。总而言之，通过这种指数化机制，确保物价波动情况下纳税人税负水平的相对稳定，从而避免因通货膨胀导致其实际税负加重的现象;同时它对解决我国目前税基标准“几年一修改”的问题也有实质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孙凯，美国联邦税收制度[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77：28，

　　[2][美]迈克尔.J.博斯金.美国税制改革前沿[M]，李京文，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27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