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的模糊性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不少论者经常不自觉地将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等同于法的模糊性，看不到二者的不同。哈特认为法律词汇的不确定性是由词汇边缘含义的模糊性造成的，词汇的核心含义则是稳定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法律的不确定性仅存在于涉及词汇边缘含义的疑难案件，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是由语言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 [24]这种将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等同于法律的模糊性的做法显然过于简单。客观存在的、与法的普遍性相伴生的法的模糊性决不是语言的模糊性所引起的。例如我们说“刑事责任年龄”是个模糊概念，但它这种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这个词汇本身带来的;再如，我们说经济法和行政法的界限模糊，这种模糊性并不是因为法律话语无法表达二者之间的界限引起的，而是一种客观现象。只有主观认识活动中形成的法的模糊性才和语言的模糊性有关，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如“情节严重”、“数额巨大”等。

　　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于有形的物体 ，有的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海德格尔就说过：“世界的存在是不可表达的，语言永远也不能表达世界的本来面目，”法律语言无法完整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准确表达出来。这样就会使主体产生不知所云的模糊印象;二是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无法准确地将所要反映的事物——所指——再现出来，它所能表达出来的意义——能指——往往与“所指”是不一致的，有裂缝，有时二者几乎完全脱节，二者很难达到同一关系。加上法律文字语言的运用还要遵循固定的程式，表达方式、词汇大受钳制，要找到准确反映立法意图的法律文字更加困难。所以，法律条文往往无法准确传递立法者的本意，词不达意的现象在法律文本中是不难发现的。

　　四、模糊法学——法学对模糊理论的引入

　　传统法学理论历来认为法是明确的、清晰的，易于领会和把握，不会产生岐义，所有法律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 [25]“法的对象永远是普遍的，它绝不考虑个别的人及个别的行为”。 [26]法律从来只对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普遍的规定，它反映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是对个体共性的一般抽象和提炼，不考虑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情况。“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