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社团主义形而上学地对待社团价值和历史传统，抽象地谈社团利益和共同的善，对社团和传统采取毫无批判的态度，因而缺少衡量社团本身价值的前瞻性标准。它还因此面临着许多难题：（1 ）并非所有社团都有益于社会，例如，家族控制，城市黑帮团体，宗教狂热组织；（2）强调社团利益有可能对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特性采取不宽容态度；（3）社团权利扩大，还会遇到权力集中的危险；（4）社团主义关注的是特殊群体的利益，可是在社会分化为各种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社团间必然发生利益冲突；（5 ）社团主义并不倾向于社会改革，相反，它力图恢复某些传统的社团制度和传统道德的约束力。麦金太尔认为，中世纪托马斯主义是功能良好的传统的最好样板，这足以证明他“试图保存或恢复传统家庭和被认为失去的或正要死亡的制度”（注：Markate　Dalyed.， 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Ethics （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4）p.127.），它怀着乡愁来看改变了的社会，当然无力解决“后现代社会”的危机。

　　4.以群体活动或相互影响解释道德的意义和性质，确立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反对道德普遍主义。

　　自由主义的核心界定，首先是权利优先的主张。也就是说，个体自由优先于其他的价值和善，只有为保障一个更根本的自由，才能作为限制某种自由的根据。其次是中立原则，即政府要在什么是生活中的善或哪种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更可取的竞争性概念之间保持中立，绝不能用法律手段使一种价值观高于另一种价值观。另外，自由主义要求道德价值的普遍适用原则，即当我解释和运用这些道德原则时，必须平等地对待你、我自己及任何其他的人。道德原则不能允许有例外。

　　社团主义认为，人格意义和德性均来自特定社团的历史传统和共同活动，普遍适用的先验道德是难以成立的。社团主义对个体讲共同价值，对整体人类则讲特殊性；共同价值是特定社团成员共同的特殊理解。不同社团的理解可能有重迭，但绝不是先天一致的。这种反普遍主义的道德观，是社团主义区别于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团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但拒绝全社会或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普遍价值，它主张多元的道德和文化。

　　与个体自由、自主性、普遍性、中立性和自然权利这类价值观不同，社团主义哲学是根据共同的善、社会实践、历史传统、文化特征和社会责任加以构建的。作为社团的成员，每个人都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联系而形成自己的人格特征，发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它认为，只有铲除大政府，家庭、社区、教会和职业团体才能获得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由于社团道德限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集团之内，所以它是极其特殊的，这就与自由主义的普遍道德发生了尖锐对立。社团主义伦理学是以习惯性道德为基础的。它认为，普遍伦理原则忽视了一个人在家庭和友谊关系中对特定他人的承诺，也忽视了对团体的承诺，这就降低了这些责任的重要性，削弱了构成社团的核心制度；普遍伦理学只是依赖理智判断，因而忽视了伦理反应中感情和情绪的重要性；普遍道德是傲慢自大的和非民主的，它假定理智上自足的原则优于千百人世代实践中的智慧；除非道德主体有发展良好的性格特征，否则普遍原则将是苍白无力的，而性格特征只能在家庭和地方团体的习惯性道德系统中得到发展。普遍原则是第二位的道德，它依赖于功能良好的习惯性道德。

　　自由主义哲学家争辩说：地方性团体的特殊伦理大都局限于它的成员，而团体外部的人则被排除在外。为了保护非成员免受不公正的对待，某些普遍的规则是必要的。然而，社团主义者反驳说：权利优先只认可了多种价值观中的一种，从而排斥了与之不相容的其他价值，因此不能保障善的概念的多样性；自由主义对个体如何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的关注，是以牺牲公共生活为代价的；即使在个人的私生活领域，自由主义也削弱着个体对他人的承诺，家庭破裂就是其直接后果；自由原则也无法区分：哪些活动是积极的，哪些则对社会建设和公共生活有害？这就是说，自由主义的语言和理想不能培育积极的社团价值，所以它不能当作调整社会关系的指导性哲学。与自由主义的个人利益、自主性、普遍性和自然权利等这类价值观不同，社团主义根据共同的善、社会责任和传统美德这类概念建构道德理想。社团主义试图用共同的“善的伦理学”取代“权利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