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主义认为，个人自由原则不能区分哪些活动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哪些活动对社会有利或有害。只有根据传统提炼的稳定的价值观，才能实现这种判断。因此，应把道德任务转向推进公共利益与共同的善。社团主义在这里批评自由主义不能区分善恶美丑，可是，诉诸社团传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红灯区或赌场的传统，会有什么社团精神和价值判断呢？为了避免这个难题，只有两条出路：或设想某种超越性的普遍标准，这是积极的；或诉诸相对主义，这是消极的。社团主义拒绝普遍标准，因此它只有主张相对主义：道德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时空的社团或群体中形成的，这种经验性质决定了它的多元性。普遍道德难以成立，自由主义道德的普遍性实际是以完全排斥道德的经验内容为代价的。瓦尔策把正义的基础放在特定社团分有的共同理解上，因此，正义不能脱离这个团体的社会关联域。既然“正义是人类的构造物，说它仅以一种方式产生就是可疑的……正义原则本身在形式上是多样的；不同的社会的善应该因不同的原因，根据不同的过程，由不同的当事者加以分配：而所有这些区别都来自对社会的善本身的不同理解——历史和文化特殊发展的必然产物。”（注：Markate Dalyed.，Communitarianism：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Company， 1994）p.103.）有趣的是，主张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道德的普遍适用性，追求共同的善的社团主义却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实际上，前者的普遍是一种纯形式主义的普遍，后者的相对则完全由它的经验内容所决定。

　　有共同经验的群体，就有共同的价值观。不过，社团主义没有超越特殊利益的普遍人类理想，只好认可各种社会集团的特殊价值观。这不仅是保守的，还必然陷入道德冲突的困境。麦金太尔曾说自由主义根本没有道德，可社团主义只是默认了相互冲突的道德。联系的纽带当然可向个人提供支持和安全感，但也会成为限制和束缚的牢笼。对传统的认同，也易导致权威主义、等级观念、偏狭和男性统治的回复。

　　对于传统道德的局限性，社团主义者并非毫无意识，他们把问题解决的希望寄予传统的发展。麦金太尔曾指出：自我通过作为社团、家庭、城市或部落的成员而发现其道德同一性，“并不必然使自我必须接受那些特殊社团形式的道德限制。没有这些道德特殊性作为出发点，就没有任何出发的地方；但是在从这种特殊性向前运动中，是为了普遍性而探究善的构成的”（注：Markate Dalyed.，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p.124～125）。而且，“活的传统， 恰恰因为它们继续是未完成的叙述”（注：Markate Dalyed.， Communitarianism： A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p.126），……这就为人们未来的创造留有余地。但是，朝向什么样的未来，趋向什么性质的普遍性，社团主义者并没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缺乏普遍的理想环节。

　　最后，我想指出，社团主义者发起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运动，其积极作用只能局限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中。如果不经转换，就在发展中国家讲这种话语，那么其后果将是南辕北辙，令人尴尬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回避这种思潮。

　　社会正义——罗尔斯与诺奇克之辩

　　几百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一直是自由主义。现代西方社会流行的政治观念是由自由主义价值观确定的，目前通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按照自由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在某些西方学者（如弗朗西斯·福山）看来，自法国大革命起，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就一劳永逸地确定了。

　　但是从70年代开始，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崛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Jone Rawls）和诺奇克（Robert Nozick ）位于这股潮流的中心。他们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取代古典自由主义成为当前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虽然80年代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这些批评反倒对美国新自由主义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更受世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