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契约论和反契约论

　　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国家理论是“社会契约论”，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建立在“自然法”理论和“天赋人权”概念之上。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社会契约论”的最大问题是包含了太多的形而上学假定。20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们不再相信“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的自明性，反对将国家理论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但是，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对待“社会契约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罗尔斯承认古典的“社会契约论”有问题，但认为它的精神实质是正确的，并提出了经过修改的“新契约论”。诺奇克则认为“契约论”是一个既不真实也不必要的假设，他断然抛弃了“契约论”，提出了反契约论的国家起源假说。

　　罗尔斯的“新契约论”的核心是“原初状态”。在他看来，一个契约是否公平完全取决于缔约的环境。他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缔约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所达成的任何契约都必然是正义的，然后，在作为契约的正义原则之上，人们可以建立起理想的正义国家。这种理想的缔约环境就是“原初状态”。为了达到它的理想性，罗尔斯为“原初状态”规定了三重的必要条件。第一是客观的自然条件，包括众多的个人和一定的地理区域等，但罗尔斯强调的东西是“中等程度的匮乏”。如果自然条件太好，人非常容易生存，那么人们就会失去社会合作的意愿。相反，如果自然条件太恶劣，也会使社会合作归于失败。第二是主观的心理条件，包括人们的需要、利益和生活计划等，但罗尔斯重视的东西是“相互冷淡”，即每个人对其他人的利益均不感兴趣。罗尔斯主张心理条件应该尽可能弱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相互冷淡，否则就会产生破坏正义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第三是先验条件，“原初状态”中的人们都处于罗尔斯所谓的“无知之幕”的后面，即每个人对他本人和社会的任何特殊信息都一无所知。“无知之幕”确保过滤掉所有经验事实，而在罗尔斯看来，正是这些偶然的经验事实妨碍人们达成公平的正义契约。

　　罗尔斯的“新契约论”的精神实质是理性的选择。“原初状态”设立了一个假设但理想的环境，以至于人们在其间所选择的任何原则、政治制度和国家都是正义的。人们在任何政治秩序中都必须服从某些规则，当所服从的这些规则来自于人们自愿的选择的时候，对规则的服从就变成了“自律”。对于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正义原则是人们的选择，政治制度是人们的选择，国家也是人们的选择。

　　诺奇克既反对古典的“社会契约论”，也反对罗尔斯的“新契约论”。所有的“契约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国家是在人们的合理筹划和明智选择中诞生的。在诺奇克看来，这种思路本身就不对，国家的产生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为了描述这种自然的过程，他对国家起源问题采取了一种“看不见手的解释”。

　　如果说国家诞生之前存在着一种“自然状态”，那么从“自然状态”到国家诞生在诺奇克的论证中可以分为三步。第一，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惩罚罪犯和索取赔偿的权利。人们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也可以请求他人相助。为适应人们的安全需要，某些专业性的保护机构便产生了。它们出售保护服务，为委托人进行惩罚和索取赔偿。这种机构被称为“保护性社团”。第二，在存在着一个“支配的保护性社团”的地区内，一些“委托人”付钱给这个机构，购买保护服务，另外也有一些“独立者”，他们不想或没有能力加入这个保护性机构。当“委托人”和“独立者”之间发生伤害时，在诺奇克看来，原则上“独立者”有权利进行报复。但是，他又认为，个人的行动是不可靠的，往往会出错。为了保持社会安定，这个机构将禁止任何个人强行报复，而由它垄断全部强力。这种社会安排被诺奇克称为“超弱意义的国家”。第三，“超弱意义的国家”要使自己对强力的垄断成为合法的和合乎道德的，必须给予“独立者”以赔偿，而最方便的赔偿就是也为他们提供保护。这种既拥有强力垄断权又能为所有公民提供保护的社会机构就是诺奇克所向往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在“看不见手的解释”中，国家的诞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有计划，没有始终如一的目的，更没有步调一致的行动。这种“看不见手的解释”的意义在于：它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自然状态”与“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僵硬界限彻底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