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系/事件”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法律社会学中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或法律与习惯的关系的讨论不再是“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即不再满足于用一个含糊的“连续统”（continuum）来概括国家的法律与民间非正式的常规和惯例的关系（Weber，1967：20），也不再满足于用“日常生活”来融合“作为工具建构的法律”与“作为意义构成的法律”（Sarat ， A.  Kearns， T.，1993），而是进一步追问“它们的关系是如何运作的”，“它们的关系是如何可能的”（强世功，1997；赵晓力，1997）。在“依法收贷”这一关系/事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纠纷的解决，而是限定这种解决方式的种种条件：我们的G庭长之所以娴熟地使用两套不同的解决纠纷的技术，我们的村支书之所以作为“中人”，恰恰是由于他们同时处在国家与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之中；而选择炕上开庭又是由于受到司法场域与更大的国家权力场域的关系的规定和制约，受到了国家、法律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管理技术的的制约。

　　“正是在这种关系/事件的历时性分析的路径上，我们才可能在种种权力关系的网络中，在组织法律运作场景的权力关系网络的纽结上，在场景成员的选择、策划和行动中，在规定场景成员之行动的知识、制度、行为惯习和利益中，在场景成员的选择与规定其选择的种种因素的互动关系中，来重新解读法律、译释法律。”（强世功，1997b）我们看到国家的法律并不排斥调解，也不是将调解作为判决的一个平行的补充，而是依赖于调解，横穿过调解，并在调解的帮助下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因此，作为国家权力的法律并不象光一样畅通无阻地直射于社会生活，而是在具体场景的权力关系网络的复杂运作中，在种种冲突和妥协中，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触及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同样乡村社会对国家或法律的抵制也不是镜子一样垂直反射的，它是分叉的、散射的、多样化的。从中我们不仅理解了法律的运作，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人们在对法律的想象、对管理的反抗、对自我的怨恨、对生活的逃避和对未来命运的期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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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赞奇（Duara），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方慧容、李猛，1996：“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一个华北村庄的实地调查为例”，载《大学》（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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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 ，Owen ，M.（1984） “Against Settlement” ，（93）The Yale Law Journal ，p.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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