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B先生的理论能够成立的话， 安徒生笔下的那位皇帝也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是穿裤子的，我屁股周围的紫外线、红外线、超声波、水蒸汽都是我的裤子，还有我身上的这一层细细的汗毛，也是我的裤子。你们居然说我没有穿裤子，太笨了，太没有悟性了！”。

　　有一位C先生说：“民法”不是在古罗马就产生了吗？ 我们现在说的“民法”不就是古罗马的 JUS CIVILE 吗？你说世界上不存在“民法”，难道连古罗马的JUS CIVILE 也不是合理的历史存在吗？既然 JUS CIVILE 在古罗马是合理的历史存在，为什么“民法”在1872年以来的日本，在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在1896年以来的德国就不能成为合理的历史存在呢？

　　在这里，笔者要告诉C先生，JUS CIVILE 不能翻译为“民法”，而只能翻译为“国人、士、大夫们的礼”或“不下庶人的礼”。将 JUS CIVILE 翻译为“民法”也是狸猫换太子。这一点，笔者在拙著《法律层次论-关于法律体系的理论重构》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有一位D先生说：管他是“礼”还是“民法”，这不过是个翻译问题。只要 JUS CIVILE 在古罗马能够合理存在，那么“民法”在1872年以来的日本，在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在1896年以来的德国就能够合理地存在。

　　是的，只要 JUS CIVILE 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能够合理存在的话，那么将它翻译成“民法”，至多是个名称是否合理的问题，而不是“民法”的本体是否能够存在的问题。

　　JUS CIVILE 在英文中叫做 CIVIL LAW，在法文中叫做 DROIT CIVIL，在德文中叫做 ZIVIL.RECHT.日本人和中国人将它翻译为“民法”， 俄国人也将它翻译为“民法”（ГРАЖДАНСКОЕ。ПРАВО），1896年以后的德国人也将它翻译为“民法”（BURGERLICHE.RECHT）。自从1872年日本人正式使用“民法”这个概念以来，中日俄德等国的法学家就将 JUS CIVILE（CIVIL LAW，DROIT CIVIL，ZIVIL.RECHT 等）作为子虚乌有的“民法”能够合理存在的历史根据、逻辑根据和语义根据。

　　只要 JUS CIVILE 在现代西方的法律体系中能够合理存在，那么“民法”就不是皇帝的新衣。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个 JUS CIVILE 在近代社会能够存在的“合理性”吧！

　　六、关云长大战秦叔宝

　　关云长和秦叔宝都是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将，也都是传统戏剧常演不衰的表演对象。然而，关云长是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中国东汉末年的著名战将，秦叔宝是公元七世纪初、中国隋末唐初的著名战将，这两位战将的生卒年月相差整整四个世纪。所以，尽管这二位战将都曾经无敌于天下，但我们却无法知道他们二位之间在文韬武略上究竟谁高谁低，甚至我们连他们在刀枪上的功夫也无法进行比较。因为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那么一位不学无术的大军阀，竟然要求戏班子中的武生们演一出《关云长大战秦叔宝》的戏，让他了解了解关云长和秦叔宝之间究竟谁的本事大。这就是著名的关云长大战秦叔宝的故事。

　　在世界法学领域里，也有一出《关云长大战秦叔宝》的闹剧在演出，并且久演不衰。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 JUS CIVILE 与经济法（或商法）的部门竞合、部门界限和部门分工问题的大讨论。例如，日本有“民法”和商法的争论，法国有 DROIT CIVIL 和商法的争论，中国和苏联则有“民法”与经济法的争论。

　　JUS CIVILE 产生于古罗马，它在体系上是和 JUS GENTIUM 相互依存的。CIVILE 的意思是“国人、士、大夫们的”，GENTIUM 的意思是“乡下人的、 庶族人的、下等人的、蛮族人的”。古罗马的统治者将国家制定的行为规范分为两类，一类适用于“国人”（即首都人）和士大夫（即首都和外省的官僚以及其他有身份的人），这类规范叫做 JUS CIVILE ，也就是“不下庶人的礼”。另一类规范适用于外省的所谓庶族人、蛮族人，这类规范就叫做 JUS GENTIUM，也就是“可下庶人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