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准有时很难适用。它的适用要求法院来辨别模糊的程度。在立法性规则起草中，不可能排除所有可能的模糊暧昧和内部不融贯。但也不应允许行政机构在起草立法性规则时，是如此的宽泛以至于留下太过广袤的解释空间。1994年和1995年最高法院作出的两个判决，就说明了这一司法界定（line-drawing）过程的困难。[82]在两个判决中，都是五名大法官对解释性规则表示支持，认为行政机构已具相当程度的理性，辨别出立法性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即使立法性规则有相当的暧昧不明，行政机构也通过制定解释性规则来加以克服。[83]四名持不同意见的大法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行政机构意图解释的立法性规则太过空洞，不足以作为对详尽的多的解释性规则的支持。然而，这一标准适用的困难，并不构成放弃适用此标准的理由。如美国矿业联合会案中指出的那样，对行政机构试图将模糊不确定的立法性规则与详尽的解释性规则合并适用以规避行政程序法规则制定程序的尝试，法院应继续予以驳回。在1994年的司法意见中，法院删除了原来四个区分标准中的一个。在美国健康保险协会诉沙拉拉案[84]中，美国矿业联合会案意见的作者，认为他曾经指出的规则在《联邦法规汇编》上刊登，仅仅是“作为行政机构意图的片断（snippet）”罢了。[85]法院有两个很好的理由来废弃此标准。[86]首先，尽管解释性规则没有“法律效力”（the force of law），还是可能因有“法律效果”（legal effect）而被刊载。一个规则会有多种“法律效果”，所有的解释性规则至少会有一个重要的“法律效果”，通过它们能够将行政机构对制定法或立法性规则的解释告知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这样，解释性规则就符合在《联邦法规汇编》上刊载的条件。第二，实践中许多行政机构将它们最重要的解释性规则刊登在《联邦法规汇编》上，这样的实践做法对社会是有益的，因为它使得受影响的公众成员能够预先看到行政机构最重要的规则，无论它是立法性的还是解释性的。法院认为他们此前持有的将规则刊登在《联邦法规汇编》上，就足以认定其是立法性规则的观点，会挫伤行政机构继续将特别重要的解释性规则刊载于《联邦法规汇编》的热情。

　　为了反映后来经权威认可的第五项标准，并将《联邦法规汇编》公布标准去除，美国矿业联合会案确立的区分立法性规则和解释性规则的标准应解读如下：

　　（1）是否离开了此规则，就失去了执法行为或其他授益行为及履行义务行为的行政机构活动的充分立法性基础；（2）行政机构所要解释的立法性规则是否太模糊或太不确定，以至于不足以支持解释性规则；（3）行政机构是否清楚的援引了其一般的立法性职权；（4）规则是否有效的修正了此前的立法性规则。如果这几个问题的任何一个是肯定性答案，我们就说这是一个立法性规则，而不是一个解释性规则。[87]

　　美国矿业联合会案中宣称的四项标准，相对法院此前区分立法性规则和解释性规则的混淆和不连贯的标准而言，是一个显著的改进。而且，法院对美国矿业联合会案中宣称的每项标准，都给出了极好的推理过程。丝毫不奇怪的，美国矿业联合会案的司法意见得到了案例书、入门书以及论著的广泛称颂，也为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和其他巡回法院所遵循。看上去适用于区别立法性和解释性规则的法律制度，正在经历着重要的有益于社会的转型-直到1997年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放弃美国矿业联合会案的标准为止。

　　三、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1997年的意见

　　在1997年美国瘫痪老兵诉华盛顿特区竞技场[88]案中，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改变了其在美国矿业联合会案中确立的一个标准。美国矿业联合会案中法院判称一个规则如果“有效的对此前的立法性规则作了修正”，那么它就是立法性规则。[89]瘫痪老兵案中，法院认为如果一个规则对此前的行政机构对立法性规则的解释，也就是解释性规则作了修正，那么该规则是立法性规则。[90]法院驳回了在美国矿业联合会案中的主张。[91]这导致了学说的变化，给实践带来了巨大影响。在瘫痪老兵案之前，行政机构经常通过颁布解释性规则，来改变其对立法性规则的解释；在瘫痪老兵案之后，行政机构再想对这样的解释加以改变，就只有经由制定立法性规则的通告评论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