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官的决定很容易被理解。法院一贯认为当没能告知被管制者其行为违反规则时，行政机构不能因被管制者未遵守行政机构的规则而对他进行处罚。[110]当联邦航空局试图要处罚导引飞行员时，它并没有宣布对规则的1963年解释有了什么变化，它在阿拉斯加的雇员们，还在持续运用该解释，作为向这些免于商业飞行员规则的导引飞行员提供建议的基础。[111]因此，对规则的1963年解释和联邦航空局雇员提供的建议，都肯定性的误导了导引飞行员，使得他们确信自己不是商业飞行员。在此情况下，适用一个不同的解释规则来对导引飞行员进行处罚，将是根本上不公平的，它将违反正当程序。[112]

　　1998年联邦航空局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对管理者的通知”（Notice to Operators）。[113]联邦航空局承认了对规则的1963年解释的存在，并宣称要废除该解释。该通知作出了新的解释，指出任何以飞机运载乘客并收费的，无论是从事导引服务还是空运业务的人，都是“商业经营者”，因为他们都在“为了酬金或租金”而用飞行器载人。[114]联邦航空局声称这一新解释的基础在于，导引飞行员实际上在为了租金载人，同时将对商业飞行员的许可要求和规制，也适用于导引飞行员，这将提高飞行安全。[115]

　　阿拉斯加职业猎手协会认为该“通知”实际上是颁布立法性规则的一个尝试。这样，它在程序上是无效的，因为联邦航空局没有适用通告评论程序。联邦航空局试图声辨该通知是一个有效的解释性规则。法院只是援引瘫痪老兵案，指出该通知是一个程序上无效的立法性规则，因为行政机构不能通过颁布解释性规则来改变此前对立法性规则的解释。[116]

　　相反的，如果法院适用美国矿业联合会案确立的四项判断标准，就会认为联邦航空局界定“商业经营者”的对立法性规则的新解释，是有效的解释性规则。首先，即使没有对立法性规则的新的解释，联邦航空局仍有足够的基础对导引飞行员提出执行请求。立法性规则中将“为了酬金或租金”以飞行器载人的人界定为“商业经营者”，这就足够了。在这样的执行请求中，解释性规则将仅仅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解释性规则要提供这样的方式，以满足被管制者在违反规则受处罚前，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其行为违反规则。这是解释性规则的一个基本目的和社会收益效果-告知公众行政机构对制定法和规则的解释。

　　第二，根据美国矿产联合会案的标准，法院的结论将是行政机构解释的立法性规则既非太模糊亦非太不确定。规则中的“商业经营者”界定适用于导引飞行员时，是存在可能的暧昧不清，但该规则并非如此空泛或不确定使其可以规避行政程序法的规则制定过程。第三，行政机构并未清楚的援引其立法性职权，行政机构明白无误的将该通知界定为对界定“商业经营者”概念的立法性规则的解释。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根据美国矿产联合会案的标准，法院的结论将是该通知是一个有效的解释性规则，因为它并未“有效的修正此前的解释性规则。”联邦航空局对界定“商业经营者”的立法性规则的新解释，与立法性规则中的语言完全一致。根据美国矿产联合会案的标准，对于新的解释性规则与此前解释不一致的事实，法院不应赋予其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根据美国矿产联合会案，法院将驳回解释性规则不能修正或废止此前解释性规则的论点。根据美国矿产联合会案，法院会将联邦航空局改变其对立法性规则的解释，视为与新解释合理性相关的一个因素，但联邦航空局要提出充分的理由以支持其改变此前的解释，将会遇到一些困难。

　　阿拉斯加职业猎手协会案中行政机构的运作次序，典型的代表了大多数行政机构惯常的做法。行政机构先是颁布一个立法性规则，然后以特定的方式解释规则，或以解释性规则的方式，或在裁决特定争议的过程中加以解释。数年或数十年后，行政机构发现原来对规则的解释有错误，现在带来了问题。美国矿业联合会案的意见容许行政机构通过颁布新的解释性规则，来迅速纠正其错误。瘫痪老兵案的意见排除了这种选择的可能，不容许行政机构通过颁布新的解释性规则来修正或废止解释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