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以看出，两大认定原则各有千秋，若单独适用都会产生负面作用，所以我国反垄断立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以合理原则为主，本身违法原则为辅，相互补充，共同适用。

　　（三）法律制裁

　　一般来说，国外反垄断法对限制竞争的企业兼并，一般采取三项措施：（1）对限制竞争的企业兼并，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予批准。（2）对正在进行限制竞争的企业兼并，禁止其兼并，对已完成的限制竞争的企业兼并，则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发出以排除措施为主要内容的禁令。排除主要措施有①命令其处分股份的全部或一部分；②命令其转让营业的一部分；③命令其限期分设企业；④其它排除措施。（3）如果企业兼并的当事人仍不执行上述禁令，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采取以下处罚措施。处罚措施主要有①以一次或多次连续罚款督促其实施禁令；②禁止控股公司行使其在子公司的控制权；③解散已兼并的企业；④停止营业或勒令歇业；⑤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宣布兼并无效，或者提起控股公司成立无效或兼并无效的诉讼。美国《谢尔曼法》还规定，任何因违反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损失的人，可以请求三倍损害赔偿。

　　同时国外反垄断立法对企业兼并规制的法律措施也表明，对限制竞争的企业兼并实施排除和处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措施。前者着眼于竞争状态的恢复，后者着眼于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处罚措施不应先于排除措施采用，也不得与排除措施同时采用，而只有在排除措施未能奏效时采用。

　　鉴于此，我国反垄断立法应采用以下制裁方式：①发布禁令，为反垄断主管机构对违法行为最重要制裁手段；②行政罚款，对于一些严重违反反垄断法或因违反反垄断主管机构发布的禁令而对社会秩序造成损害的不法行为；③行政措施，包括行政排除措施和处罚措施两种；④行政损害赔偿，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相关者提起行政诉讼、损害赔偿；⑤民事损害赔偿，因非法企业合并行为而受到侵害的第三者有权提出损害赔偿；⑥刑事责任，具体可以在刑法中加以规定。

　　（四）企业合并的垄断豁免

　　反垄断机构在审查某合并是否应该禁止时应综合考虑其利弊，以作出恰当的评判。一些技术性指标（诸如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等）不能全面衡量出一项企业合并行为的适法性，所以要考虑一些其他相关因素，从而也为企业合并获得垄断豁免提供了依据。我国反垄断立法可参照以下立法，如果企业合并满足其中之一，则可以获得合并批准。第一、改善市场竞争条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A、占市场支配地位的大企业取代其他市场上的小企业；B、在独占或少数寡头垄断的市场上，一个新进入市场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可以被视为推动竞争的新生力量，从而改善市场的竞争状况；C、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大企业取代同市场上一个市场份额非常小的竞争者；D、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兼并濒临破产的企业。第二、潜在的市场进入。如果市场没有或只有很低的进入障碍，市场外的企业很容易进入市场，那么合并后的企业即使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甚至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它也不可能通过联合或单独的手段随意抬高产品的价格，则企业合并可以允许。第三、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虽然企业合并是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但不能否认其在自己获利的同时，对社会整体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合并可导致价格降低，产品质量提高，消费者利益增加，而这也就是反垄断法的目的。所以，在此种情况下，企业合并也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

　　（五）条款的域外效力

　　国内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最早产生于美国，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法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如德国、保加利亚、俄罗斯等[9].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市场将对外国逐渐开放，鉴于国际性竞争行为将对我国市场和消费者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反垄断法也应借鉴外国的经验，规定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特别是在规制企业合并方面（因为目前跨国合并对一国的经济影响尤为明显）。但这种域外适用的效果主义原则极易被冠以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而且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切应以经济建设为重，尽量减少于他国产生矛盾的可能性。鉴于此，我国在反垄断法中应慎用域外适用条款，只有那些明显限制了我国市场竞争的合并行为，我国才会运用该条款，而且要制定出一系列构成垄断行为的要件，使之透明化，使受到管辖的企业心服口服，同时还可以辅之“对等原则”，使管辖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