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约因产生的初始动机是为了使那些因令状的限制而得不到法律救济的契约纠纷获得救济，但其产生后的实际作用却是限制约定的效力，即哪些允诺应赋予法律的效力，哪些不使其产生法律效力，约因就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没有约因的允诺是不能被强制执行的。所以，在英美法系，契约的成立必须是合意+约因。那么，约因是什么呢？普通法系国家关于约因的传统理论认为：约因（对价）是指一方得到的某项权利、利益、利润、利得或者另一方作出的容忍，即不行使权利、遭受的损失或者承担的义务[3]（P 64）。其基本思想是：允诺在法律上的履行，只有在允诺是作为一种交换条件做出时才是合理的，即作为回报，要求对待履行，其中允诺人允诺具有利益，且想从受诺人那里得到这种利益。如果不是这样，则允诺是不可履行的[1]（P 83）。也就是说，只有在被告的允诺具有良好的、充分的或者足够的对价时，才允许提起违约所受损害的赔偿诉讼。

　　与侵权行为法及财产法不同，契约责任仅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源于当事人的约定。吉尔默指出∶“契约理论想捍卫这样一种理想和主张，即任何人皆不必然地对某人某事负责。由于这种理想难以实现，于是折衷的办法就是将责任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于此范围，责任才是绝对而无条件的。”[4]（P 207）根据霍姆斯的论述，约因就是一种限制契约责任的工具。他指出，契约的全部意义在于其正式性和外在性，除非契约的形式-约因已经存在，否则不存在契约，也不存在契约责任。吉尔默称之为“契约机器的平衡轮”[4]（P 210）。关于约因的作用，日本学者内田贵认为∶“约定要获得法律约束力，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在此出现了英美法上特有的概念‘约因（consideration）’，即原则上约定只有满足了称为‘约因’的要件时方可成为契约……故并不是所有的情形均适合给予法的约束力，在普通法区别适于给予法的约束力的约定和不适于者，而对后者以‘无约因’来否定其约束力。”[5]（P 299）作为对约定效力的判断标准-约因的说明的最好的案例，也是在英美法上最有争议的案例之一，就是1809年的斯迪克诉马利克一案（StickV.Myrick1809）。船方雇佣一批海员作一次往返于伦敦和波罗的海的航行，途中有两名船员开小差。为使顺利返航，船主答应将开小差的两名船员的工资分发给其他船员。但事后船主食言，船员们提出诉讼。法院认为，船主的诺言不能执行，因为缺少约因。理由是∶船员们在开船时就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即答应在航行中遇到一般普通的意外情况将尽力而为。有两名船员开小差属于这种意外情况，余下的船员应根据开始答应的义务尽力把船开回目的港，故原先存在的义务不能作为一项新的诺言的约因[6]（P 11）。对于这一案件，威灵斯顿教授评述道∶“如果A和B已经达成了一项双务协议，经常发生的情况一般是∶一方当事人事后对契约感到不满，并拒绝履行契约义务，除非另一方答应给他大大超过契约原来约定的数目的一笔补偿。……在原则上第二个协议是无效的。因为，无论额外补偿是否实际支付，违约方履行原契约义务并未产生合法损害，况且在达成第二个协议之时，违约方就已经受到了契约义务的约束而必须完成工作；而对于承诺方来说，第二个协议的履行，也不会给他带来额外的合法收益，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要求对方履行契约义务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结论在原则上将得到国家权威的有力支持。”[4]（P 213）这是对约因作用的经典性说明。约因理论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1 “获益-受损”式的约因理论。1840年伊斯乌德诉肯扬案（EastwoodV.Kenyon1840）确立了“获益-受损”公式。其大致的内容是∶如果要约人从交易中获得利益，那么，这种获益就是其作出允诺的充分的约因；另一方面，如果承诺人因立约而受损，那么这种损失也是其作出允诺的充分约因。简言之，获益或受损均为允诺的约因[4]（P 210）。但是，这一约因公式在实践中具体运用时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最直接的是它未能说明契约效力的全部问题，尤其是未能说清楚，从法律的观点看，获益与受损意味着什么，因此，招致了学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