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所关注的是，在契约缔结过程中，缔约人进入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此种关系中，相互之间往往产生善意的合理信赖，而此种信赖又易为另一方的疏忽等打破，从而发生信赖利益损失。此时侵权行为法确立的较低注意义务很难为其提供救济，同时缔约人之间又无契约义务，无从追究对方的契约责任，但无视损失的发生会给人一种不正义感，与法的精神不相吻合。这便引发了如何为当事人提供救济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无疑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原有理论不可能阻止法律的发展，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的需要最终将导致理论的创新。当法律真切地感知到对缔约阶段当事人信赖利益加以保护的需要时， 便类型化出其构成要件，并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果，这样一个新的规则产生了，对这一规则的解释，便展现为现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全新理论。 该规则的创设，基于法律的精神、公平正义理念，其自然属诚信原则适用之结果。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德国法上主要发挥以下功能：1.通过契约规则的适用来克服德国法侵权责任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在替代责任方面的缺陷； 2.在契约最终未能达成或者无效的情况下，确立当事人过失导致他方为立约而发生的费用的赔偿责任；3.在一些契约虽然达成，但正常的救济不足的场合，追究缔约期间的过失者的责任。 上述功能也一定程度反映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德国发生、发展的动因。在我国，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缔约阶段当事人合理的信赖，为当事人信赖利益损失提供救济。

　　三。 契约自由

　　合同为当事人自由意思之合致，合同当事人通过充分协商，从而确立他们之间的权利义

　　务，来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创设其私人空间。合同的灵魂在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将当事人的自由抽取出去，合同便不再成为合同。在合同领域内，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只有依当事人的意志成立时，才具有合理性，否则便是法律上的专横暴虐。 早在罗马法中，便有“非依意思不负担义务”的理念。可见契约自由体现了合同法的最基本的价值。

　　契约自由自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个人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兴起，而成为私法的理念，使个人从身份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正如梅因先生所言，社会经历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 私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均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这便体现为相互间意思的尊重。同时，私主体间的私人事务，国家也不得妄加干涉。契约自由实际上体现为私主体独立于其他私主体、独立于国家的自由意志。学者认为，人文主义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价值基础，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原则根植的土壤，而代议制民主政体则是契约自由原则的政治保障。

　　契约自由原则包括以下内容：1.缔约自由，即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私主体可自由确定是否进入某一合同关系，进入抑或不进入由其自主决定。契约自由赋予了私主体自由创设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权利，未经其同意其不会进入任何合同关系。2.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即决定和谁订立合同的自由。在决定订立某一合同后，私主体可自主确定和谁订立合同，其有选择的权利。正是私主体的自由选择，市场经济才得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价格得以形成、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功能方得以发挥。3.契约内容自由，即确定合同具体内容的自由。合同内容决定着合同当事人间的具体法律关系，合同在当事人之间有着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契约内容自由实际上是私主体构筑与他人间法律关系的权利的体现。契约内容自由还可体现为契约类型自由，当事人自由商定合同内容，不受法律规定的合同类型的限制，当其所确定的合同内容无法纳入现行合同类型时，便创设了新的合同类型，其所为约定仍然有效。这样，便出现了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之分。4.契约形式自由，即选择以何种形式成立合同的自由。合同的核心在于当事人的合意，因而只要有合意存在、当事人均有受约束的意思，合同即应发生效力，至于该合意采取何种形式无关紧要。契约法的历史反映了从严格的形式主义到合同形式自由的历程。梅因先生认为，诺成契约“在契约法史上开创一个新的阶段，所有现代契约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意志的运动构成合意，它现在完全孤立了，成为另外一种考虑的主题；在契约的观点上，形式全部被消除了。外部行为只是看做内部意志行为的象征。” 现代契约法已全面采纳了契约形式自由主义， 以体现契约自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