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实体性规范实现的实体性限制，是特定社会政策考量的产物。根据限制对象的不同，实体性限制规范包括双向限制性规范和单向限制性规范。前者是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都进行了限制，后者则仅限制了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由。双向限制性规范体现了国家藉由合同立法，力图实现的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因其权威性和不可更改性，常被称为强制性规范。

　　无论是强制性规范还是单向限制性规范，都对当事人之间特定领域的关系进行了双向调整，因而兼具行为准则和裁判规范的双重功能。且作为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体现，当事人也无权进行约定予以排除适用。因而法官在对此类规范进行法律适用时，自可作为对纠纷进行裁判的依据。

　　除此以外，尚有两种规范类型值得研究。一种是确定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规范。主要包括合同法第三条至第八条等。包含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规范，一般并不直接发挥法律的调整功能，它们总是在完成了具体化的过程之后，通过体现基本原则的各项法律规范来发挥调整功能。如果在特定情形下欠缺具体的法律调整，也要由法官发挥“造法功能”，创制具体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

　　另一种是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解释性规范，如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对于合同所作的概念界定等。解释性规范尽管不直接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调整，但在合同法上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解释性规范在合同法上发挥着纳入规范的作用，即把发生在“自然意义”的生活世界里，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有选择地纳入合同法的法律调整。例如将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方当事人在商场购物，向商场支付价款，购买特定商品的行为，用合同法的语言解释为买卖合同，将其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畴。不难看出，前述几种类型法律规范的调整，都依附于解释性规范。具体来讲，就是只有纳入了解释性规范的调整，方可发生前述几种类型规范的调整。可见，解释性规范起着“过滤器”的作用，过滤之后的对象方可受合同法的具体调整。法官应妥当运用合同法上的解释性规范，将纷繁复杂的纠纷，恰当地纳入合同法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