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除了债权合同以外，其他作为处分行为的债法上的合同，往往是以债权合同，至少是以债权存在为前提的，为债权合同的落实、履行、确保、修正或补充发挥作用，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债权合同是基本法律行为”，而有处分性的债法上的合同则归属于“特殊法律行为”。92这些债法上的合同虽也须双方之合意，但当事人对财产变动所约定之目的，已从这些行为中抽象出去，因而其与私法自治之关系相对简单化。如缔约程式对形式正义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正确性保障功能”，对于债权合同固然重要，但对于大多数作为处分行为的债法上的合同已不重要。因为这些合同多为“无偿性”的，故是否显失公平对这些合同也不具实质意义。另外，这些特殊法律行为对于基本法律行为所生权利的依赖性，及其存在目的受制于基本法律行为，供当事人自治之空间，特别是内容上约定的空间相当狭窄，除了“同意”外，几乎比“法定”的行为强不了太多。当然个别的契约类型除外（如债的标的变更契约）。因此，区别债权合同与债法上的其他合同，不独对于私法自治理论精确化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正确认识有关法律行为的一般性规则，在债权合同和债法上的合同适用上的差异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适用于债权合同的特殊规则，对于其他的债法上的合同可能也有部分适用性。虽然消灭、变更债的关系的合同无不具有处分行为的成份，但其中也有一些同时具有负担行为的成份，如债的更改、债务承担契约，只不过是处分的因素和负担的因素相伴而生，也因此对行为的当事人和内容起著限制的作用，使之不脱离于债权合同所规定的方向。若按一部分学者的意见，视代物清偿契约为变更契约之一种，则代物清偿亦然。

    我们在债权合同中发现，除了有名合同外，有些合同混合了不同的有名合同的要素，从而也不得不混合著适用那些原本针对不同有名合同所设置的规则。与此相类，债的更改契约、债务承担契约、债的标的变更契约，由于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著混和，从而关于负担行为（主要是债权合同）和处分行为（主要物权合同）的规则，共同地对它们进行调整。如果因此就将这些契约也认为是债权合同，象德国民法典第305条规定的那样，并非不可。但这样做，除了能够表明这些契约的部分作用，及其法律适用方法外，并不能说明其与债权合同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为，如上所述，债权合同的目的在于提供平台，确立基础，以期财产利益发生变动，并为此提供正当化的依据。而上述的契约则反之，它们既不是财产变动本身，也不是财产变动的正当化基础，而是两者之仲介，这种仲介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即于某种原因出现，使得财产变动不克济事时，为财产变动的现实化，充当著重新开辟道路的工具。换言之，起著财产利益变动的路径转换器的作用。因而其在负担义务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得不被债权合同或者法律规定所规定，因为它们无法同时为自身提供新的实质性的基础。

    第三，这些债法上的合同，与债权合同，由于分属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因而存在著很多的差别。作为处分行为，这些债法上的合同，乃是以契约的方式直接对债权的消灭或变更产生影响。债权合同则仅以契约负担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之义务（给付Leistung）。在结果方面，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固在减损行为人之财产，而使行为人向对方作某种给予（加利Zuwendung）。但处分行为所影响及变更者，为当事人财产之贷方，而负担行为所促成者为借方之增加，对于财产之贷方无直接即时之影响。因此：

    1.处分行为所须用之方式与条件，于负担行为并不准用。

    2.处分行为因影响权利之直接状态，因此先前之处分行为排斥后来之处分行为；但负担行为则不然，虽有第一义务负担，但只要未为处分，义务人对其权利既不受任何影响，因而理论上仍可为无量数之义务设定，而得并行不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