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济法学界对于行为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文基于经济法学界有关行为理论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专门的“调制行为”概念，探讨了调制行为的地位和构成要件，着重分析了调制行为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以及与经济法职能的内在联系、效力等问题，从而揭示其对于解决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价值。

　　关键字： 经济法 行为 调制行为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选择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的法学正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经济法学则因其发蒙未久而显得更加幼稚，特别是其基本理论还远未成熟。从总体上看，“经济法理论尚不成熟”的判断并非言过其实，但这种“不成熟”也许恰恰是新兴学科能够生机勃发、昂扬向上的重要动因和缘由。

　　人们大都承认：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来实现对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调整。由于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因而也有人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实质上是行为。[1]（p124）这些认识使“行为理论”在法学研究中地位日显。但在经济法理论中，有关行为理论的研究则始终非常薄弱，并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因此，即使从实践的需要来看，也非常有必要对经济法学中的行为理论加强研究。

　　但是，经济法理论的研究现状却是：一系列基本的范畴尚未完全建立，学者对某些基本的理论尚无暇顾及，以至于经济法学上有关“行为理论”的园地尚很荒芜，从而影响了经济法学的成熟、完善和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如何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来研究相关的行为理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入口和思考线索。

　　考虑到经济法学上各种具体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曾以前辈学者的研究和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重“二分”，使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得以形成（这并非刻意的设计）。如在体系上把经济法规范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在主体上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宏观调控法上的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以及市场规制法上的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等等。（注：这种“二分法”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对此我在《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曾经有所揭示。由于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涉及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等多个方面，因而在各个方面都会形成一种“二元结构”。这是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假设。经济法究竟是应存在于该“二元”框架中，还是应当对其予以突破，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了研究上的便利，在此可把经济法的主体进行再概括，即把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合称为“调制主体”，把受控主体和受制主体合称为“调制受体”。

　　与上述经济法主体的分类相对应，本文把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分成两大类，即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或简称为调制行为和市场行为。其中，前者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行为，而后者则是调制受体（即实际上的市场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基于经济法的特殊性，以及调制行为的特殊重要地位，本文拟在后面的几个部分着重探讨有关调制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

　　要有效地探讨调制行为问题，还需要注意研究方法的选择。从研究方法来看，如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等所构成的“二元结构”假设一样，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方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方法、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的方法、演进主义与集体主义方法、干预主义与非干预主义方法等诸多“二分法”。但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的方法论上的“二分法”都是虚假和误导他人的，任何有价值的理论都不可能严格地处于某一方面而与另一方面相对立，事实上，许多社会理论家采取的恰恰是较为中庸温和的立场，并开辟了方法论上的“中间道路”。（注：卢瑟福提及的著名学者阿加西（Agassi）关于吸纳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的论述，可参见J.Agassi，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6（June），1975，P154.）[2]（P6、46）从现实的研究需要来看，综合各种方法的可取之处确实是必要的。因此，结合经济法学本身的研究特点，在研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时，同样要注意各种方法论的可取之处。例如，不仅要注意整体主义的方法，也要考虑个人主义的方法，从而不仅可以看到法律制度、国家调制对个人的影响，也能看到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变迁，特别是对于国家调制的目标与手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