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经济违法行为仅就狭义而言，指一切违反经济法规定，造成某种危害社会的有过错行为。经济行为主体为什么选择经济违法行为？如何制止经济行为主体选择经济违法行为？法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经济违法行为。笔者试图沿着这一思路作一初步探索。

　　一、经济违法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与经济违法行为发生的关系

　　成本这一概念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指的是产品价值中的劳动耗费。经济违法行为的成本包括实施行为过程中所作出的物质耗费，实施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以及由违法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给予的惩罚和制裁。这个成本既有必然成本，又有法定成本。必然成本是指经济行为主体实施特定经济违法行为本身必然要承受的资源耗费等代价。法定成本是指法律规定经济行为主体实施特定经济违法行为应当承受的代价，它实质上就是法律对违法行为所规定的制裁。经济违法行为成本的具体形式有：

　　（一）经济性成本。经济性成本一方面表现为经济行为主体实施经济违法行为本身必然要承受的资源耗费，这是一种必然成本；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行为主体实施经济违法行为给国家、社会或特定的社会组织与公民造成的财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的损害，而应当以其财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给被损害者以补偿，这是一种法定成本。

　　（二）行为性成本。行为性成本主要是指法定成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被管理主体因实施经济违法行为，其经济行为受到某些限制，如被强制整顿，强制停业，吊销生产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强制解散等。另一方面是在经济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管理主体因实施经济违法行为，其经济管理行为受到某种限制，包括限制或剥夺其经济管理资格（经济管理职权），纠正调整其经济管理行为。如被责令调整原所下达的计划指标；责令减、免被管理主体原来规定需上交的利润和收费；撤销摊派等。

　　（三）信誉性成本。信誉性成本中既有法定成本，也有必然成本。它是指经济行为主体实施经济违法行为必须以其经济信誉受到损失为代价。

　　从总体而言，法经济学对经济违法行为成本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的。

　　首先，对经济违法行为的实施者而言，实施违法行为所耗费的成本应不能高于其期望所得到的非法收入，即“投入”应绝对低于“产出”，唯有如此，其行为才被视为有“效益”。因而，这种行为的边际成本主要取决于违法行为的非法获得额和被追究率。

　　其次，对违法行为的受害者而言，经济违法行为的成本应足以抵偿受害者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第三，对整个社会而言，经济违法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违法行为，其成本的设定应能有效地遏止违法行为的发生，足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体现社会的公正制裁，补偿社会经济秩序所遭受的侵害。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揭示一个确定不移的变化趋势，即在一定范围内，成本越高，收益越低，经济违法行为发生的概率就越低。经济违法行为发生的概率同经济违法行为的成本成反比例关系，同经济违法行为的收益成正比例关系。

　　二、影响经济违法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因素以及经济违法行为成本过低对我国经济秩序的影响

　　经济违法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大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法律设定；（2）执法水平；（3）主体能力；（4）行为机会。行为机会是影响经济违法行为的必然成本和收益的又一个因素，它是指由外部条件构成的经济行为主体实施特定经济违法行为的现实可能性。社会上存在的经济违法行为机会越充分，经济行为主体实施经济违法行为的必然成本就越低，收益则越高。

　　经济违法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受制于投入产出规律的经济行为。从微观上看，经济违法行为过程中经济违法行为主体所付出的所有成本的综合同经济违法行为主体因违法行为得逞从中谋取的收益之间的比值关系，制约甚至决定着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从宏观层次上看，经济违法行为的成本与对经济违法行为的取制裁之间的关系，体现和反映了法律的社会功能。如果一项法律确定的法定成本不当，便极可能导致经济行为主体的非法律安排。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经济违法行为较为普遍，这与经济违法行为的成本过低，制裁不利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