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的理论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与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奥秘。这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动，而是符合后者的内在要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扬。它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并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典型例证。我们熟悉一个著名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在这里，我们的观点是，在一定的历史横断面上，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实质意义上看决不是科技的维新，而是彻头彻尾的制度维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在困境中奋起改革，在没有任何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仅仅推行一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在短期内解决了30年未曾解决的吃饭问题。而越南在1988年对农业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使这一个稻米短缺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稻米的第二大出口国。可见，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固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决不会自发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大量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在封建中国的制度条件下，所有的努力都归于泡影。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但是今天的我们应该比我们的前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场制度的改革，它的核心是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可以讲，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任务不是简单地开放与漫无目的的改革，而是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具备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质素的经济法律制度。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我们遵循的改革口号是“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方法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之所以提倡探索精神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是计划经济沉疴积弊的时代，极左思想对人们的毒化和控制还远未解除，这时候提出在整体上建立一套市场经济体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只能采取放开搞活的方式，利用行为与利益的挂钩而逐渐激活人们长期遭受禁锢的自利心，培育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在微观上塑造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同时鼓励群众进行自我谋利也是鼓励决策分散化的过程，而分散决策正是市场经济所必备的条件之一，这对于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中统一决策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改革初期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现在中国经济现实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市场主体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而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与市场竞争的无序化。如今，在中国市场这一个缺乏规则公平的利益角斗场上，丛林法则正在被极度放大，而市场经济弥足珍贵的道德母体正遭到急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已有思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很可能令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受到极大的扭曲，从而导致畸形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上。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核心部分，其重要性亦应予以彰显。

　　在广义的生产力系统中，制度是一种重要的要素，任何其他要素的存在都是在既定制度条件下的存在。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制度不仅是经济的外在因素，而且还是经济的内生变量，而各种制度以法的形式进行记载和确认，形成了制度系统中最具强制力的核心-法律制度。当我们希望改变经济现实，实行变革时，我们也可以运用手中的这一制度利器，通过修改旧法、制定新法的方法促使人们沿着立法者心目中理想的制度通道去追逐各自的利益，并最终在社会成员交叉行为的反复运动过程中建立起崭新的经济体制。以往我们对待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的态度往往是“先实践后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这在认识论上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在我们已经看清前进的方向且在拥有其他国家的成功范例的前提下进行经济立法，这种方法已经不再是最具效率的途径。在经济活动中，法律规则的缺失会导致大量的无谓试错，增加改革的成本。可以说，在历经二十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后，是该到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时候了。而且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中国加入WTO的现实也迫使我们不能再坚持这种零敲碎打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立法中的“游击队作风”，面对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急需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整套公正透明的经济法律制度，依据国际标准进行大量的法律移植已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定事实。挑战就是机遇，对于我们来讲，应该十分珍惜和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以引进和消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主，以适度的制度创新为辅，充分利用法律制度（特别是经济法）对经济基础变革的强大反作用力，在空前的广度与纵深上推进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并进而期望籍此机会吹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攻号角，彻底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这一世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