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全局性利益之考虑，国家将其意志不断深入至社会经济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经济的干预法律制度，这是近世、尤其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经济、政治和法律等领域中所呈现出的最为耀眼的现象之一。国家经济干预职能的强化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不仅确立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有意识的宏观调控，而且也使作为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的运行机制展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色。事实上，无论怎样信奉自由企业制度，当今世界各国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多种手段对企业运行实施间接甚至直接的干预；无论国家经济干预的具体方略是否是专门针对企业而提出，它们对企业的运行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企业运行与国家经济干预及其法律制度相联系，由此衍生出与自由企业制度并行的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

　　近年来，中外理论界对国家经济干预及其法律制度的探讨甚多，相关著述亦可谓汗牛充栋。然对作为其重要内容的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及其法律构架问题，却鲜有人论及。当前，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确立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此情况下，研究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及其法律制度，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产生的必然性，阐释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与企业自主经营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的实然和应然状态。

　　一、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制度原因及其立法实践

　　作为国家经济干预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的产生有着国家经济干预法律制度得以出现的一般原因。然而，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以作为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及其运作作为干预的着眼点，故其产生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特殊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制度原因。正是这些一般原因以及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和制度原因，促成了各国以立法为主要表现的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构造实践。

　　（一）社会本位及社会利益原则的确立

　　从个人本位或权利本位转向对社会本位的偏重，这是西方法哲学或立法指导思想在当代的重大变化。经济法的出现正是这种变化在规范上的表现。社会本位作为一种法哲学原则并不是对个人私权本位的否定或绝对替代，而只是将传统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用以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某些非理性行为，如市场经济中的“外部不经济”行为。（注：顾培东主编：《中国企业运行的法律机制》，重庆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6页。）但尽管如此，社会本位受到青睐，无疑为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的确立营造了适宜的氛围。对社会本位的日益关注必然衍生出社会利益原则。在对企业、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和公营企业存续与运行的价值评判上，社会利益原则得到了突出的强调。可以说，在当代，企业已被作为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看待；企业的行为也已被当作社会行为来认识；企业及其行为的价值已不仅仅体现为增进微观利益，其经济价值只有在符合或有益于社会整体功利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肯定性的评价，尽管符合或有益于社会整体功利的标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注重社会整体功利的政治、伦理意识上升为一种法哲学思想，便导致了立法对社会利益的偏重。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即是这一偏重的结果。其主旨之一，便在于矫正和克服自由企业制度所固有的偏离甚至损害社会利益的趋向。

　　（二）社会公平理念的出现及其被认同

　　法哲学或立法指导思想从注重个人本位或权利本位转向对社会本位的关注，也相应地使社会公平理念得以出现并获致认同。个人本位或权利本位所蕴涵的价值判断之一，是对意思自治的高度尊重，认为当事人依其真实意志自由地为交易行为，这是最富效率的。社会本位在关注社会利益的同时，亦注意到了当事人自由交易的非理性行为趋向，认为惟有消除这些非理性现象，社会本位的价值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在当代西方国家，消除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现象被视为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其要旨是要通过“国家之手”，建立有益于社会利益的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恰好正是社会公平理念的应有之义。社会公平理念的出现和被认同，为国家干预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的运行，自然也就成为基于社会公平理念所实施的国家干预发生作用的重要方面。在注重以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当代社会，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也便由是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