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西部经济的重要支柱和骨干力量，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西部的工业绝大部分在80年代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重点布局，一部分军工企业是为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设立的。改革开放后，由于体制、投入的原因，其生产经营活动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之需，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老化、产品落后等问题日显突出。具体有：

　　1.国有经济成份比重高，项目多布局不合理，经济效益低，恶化了西部经济结构，降低了结构效益。

　　在新形势下，受旧体制的束缚，产品老化，参与市场缺乏竞争力，不仅难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反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国有经济的不景气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加乏力，使西部地区的技术更新、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步入困境，已造成了这些地区资源枯竭、运力紧张、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制肘因素，使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增大。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后，我国宏观经济的总趋势是：疲软的国内需求同持续的通货紧缩呈互相加强的，经济持续走低。尽管中央政府从1996年开始放松自1993年以来一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仍没有阻止经济下滑的势头。1998年，中央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抑制住经济下滑的势头，但是供需矛盾仍然得不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中国已从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此时的市场环境与东部开发时的环境有的质的不同。在过剩经济背景下的国企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腾飞，已非一日之功，而需一个渐进式的、漫长的过程。

　　2.西部缺乏一批敢闯、敢干、敢冒风险的企业家，思想观念落后。

　　东部具有经商、重商的历史传统和产生、形成企业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而西部地区则观念封闭，缺乏形成企业家的环境。思想观念落后，缺乏创造性，追求短期行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许多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相悖。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穿在银上，用在鬼上，吃在酒上”，过多耗费制约了扩大再生产，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平均主义抹杀了人们竞争的意识和商品经济意识。如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共食习俗，一户杀猪，全寨共食；一户煮酒，全寨共饮；上山打猪，见者有份。三是重义轻财，轻商贱利的观念严重。有人仍守着“养牛耕田，养猪过年，养鸡养鸭为换醋油盐”的信念，重义轻财，轻尚贱利，甚至视经商和长途贩运为耻。缺乏商品交换观念。虽然在技术设备、资金、管理、人员、素质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相当一部分国企不但没有把优势发挥，而且寄希望于国家给政策、给出路。缺乏眼睛向内、挖潜提效、走出困境的动力。由于经营不善，造成亏损，成为当地经济的一大包袱。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然而，我国西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素质及任用机制的现状不仅不能适应这种竞争的要求，而且也极不利于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先人用人新机制，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来……”[②]经营管理人员从本质上讲，也是资源的一种，而且是最具活力的人力资源。按照市场规则对其进行配置，按照竞争的办法来选拔任用，应为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目前，在西部地区，行政机关直接对企业领导人员进行考察任免的选人用人办法，主观因素较多，实质是援用计划经济条件下干部调配管理的思路和模式，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对企业领导人员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经营能力和经营业绩等可量化和可测试性指标重视不够，容易导致选人用人和人才培养企业一流的业绩。由于企业领导人员从市场中来，经过市场检验，又回到市场中去，经理人的选择完全通过市场进行，由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国家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与企业领导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企业领导人员完不成合同约定的经营目标，国家有权解除合同，使其回到经理人市场另行择业。加之，由于缺乏公开、平等、竞争的程序，秘密操作的较多，透明度较差，容易导致暗箱操作和个人专断。有权部门也顺势搞“权力寻租”、“钱权交易”。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权交易“。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全国甚至全世界统一开放的市场。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理人的选择是全国性的，相当多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总经理。德国最大的国有企业――德国电信的当今总经理就不是德国人。[③]正是由于经理人市场选择范围的广泛性，才使一流的企业聘请到了一流的经理人才。正是由于一流的经理，创造了一流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