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传统法理认为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一些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的论著，又将效益视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但公平、正义与效益二者在经济法中如何体现及在现实中如何操作，也是经济法难以解决同时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效益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投资与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之间的比例；二是指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与立法所确定的预期目标的差别。具体到经济法中又体现为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公平指的是最大化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竞争环境、经济收益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而属社会效益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社会，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能是市场主体自己，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便希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外力的干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国家干预“或多或少地侵害了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加”（注：转引自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只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条件不同， 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必有差异，要达到或体现公平，又需外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干涉，从这一意义上即国家权力对竞争环境及竞争结果的干预，同时，公共管理职能又要求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社会效益，因而又出现了对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活动也进行干预等，即出现了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似乎又追索到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又表现为经济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虽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互补性，效益与公平也具有统一性，但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却难以体现，如针对某一特定的地区、部门或某一特定的市场主体，如何解决其效益及与其它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即经济法“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注：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即既实现公平又促进效益， 却是很难确定的。

　　3、管理与服务的矛盾， 这里是指国家对市场管理和对市场服务的矛盾。管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市场调节功能的介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调节功能的改变，服务指的是国家权力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这一矛盾体现在经济法中就是如何确定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因为，管理要求国家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而服务又要求国家权力处于辅助地位。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调节的任何偏差，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的巨大衰退。如果经济法把国家权力定位于次要、辅助地位，即国家仅仅充当“勤劳的守夜人”角色，此举虽有利于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使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但同时，市场机制愈完善，又愈容易使市场的自身缺陷显露出来，愈难以保证供求总量和结构总量的均衡，此时，国家权力反将成为市场失灵的“帮凶”。“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注：〔英〕艾伦《法律与秩序》，转引自孙笑侠《法理学》。）。反之，如果一味强调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又会导致市场调节功能的弱化，甚至使市场调节功能受阻，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施结果，已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示例。因而，经济法如何解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即在确立国家权力的地位的同时，又能使其最大化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