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温州炒房热不再仅仅局限于省会级城市，还传染到了二级、三级城市。当年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 10月，40多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青岛的半岛都市报以头版头条对此进行报道，标题就是“温州人花千万元买走青岛一条街”。12月，上海最大的烂尾楼宝通大厦被温州民营企业飞洲集团正式炒走，金额为7亿元。［2］

　　进入2004年以来，温州炒房热进一步升温，已经成了比“禽流感”还流行的“钱流感”，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形象地指出：“温州现在已经不能再叫‘温’州了，在越来越热的炒房热浪的推动下，它已经成了中国目前最烫手的资本‘热’州了”。比如，今年元旦，仅仅通过一次温州房地产交易会，炒房的成交金额就高达14.6个亿。3月，在成都春季住博会上，来自温州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房地产“游资”对博览会进行了一次扫荡，导致蓉城住宅价格又往上狠狠地升了一截，以至于当地的多名专家针对这种情况，特别向成都市政府提出了“要为防范和阻击楼市风险做好准备”的提案。

　　目前，温州专业的（注意：是专业的）炒房队伍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5000多人。而通常1个专业的炒房者能带动周围的20—40个普通炒房者，按1人带30人来计算，也高达15万人！15万人的温州炒房大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据测算，温州有高达1500亿的资金在全国各地炒房！

　　炒房已经成为目前温州的第一产业。温州民间资本开始了乾坤大挪移。

　　现状冷思：变局中的危险变量

　　在中国各地民间资本的区域经济版图中，温州是发展最稳健的一个。如果把各地民间经济的相互竞争比作一个大的演武场，温商、粤商、沪商、鲁商、汉商等等就是华山论剑的各大门派，它们在中国经济的“光明顶”上各自施展绝招，一争高下。温州人现在的疯狂炒房热就象金毛狮王谢逊练的一种奇怪武功“七伤拳”，它既能在短期内提高自己的功力，一拳击中敌人会令其“七脏俱伤”，但同时也会伤害自身，严重时会导致自己也“七脏俱伤”，故名“七伤拳”。

　　拿出1500多亿的钱来在全国各地疯狂炒房，这既能在短期内为温州商人带来大笔利润，也会伤害其自身的元气，就象七伤拳一样。

　　其一，缺乏经济学上的前提条件，可能陷入消化不良的困境。温州人在外地炒房几乎全部是为了投资，很少用于自己居住。也就是说，他们买房子只是手段，而获利却是终极目标。众所周知，投资型的房地产的获利途径只有两条：一是租出去，收取租金，通过比较丰厚的租金在若干年里把投资逐步收回来，然后再实现盈利。二是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再卖出去，在低进高出之间赚取差价，这个差价就是利润。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两个途径要想顺利运作，首先要满足一个经济学上的假设，即：必须有足够繁荣的房屋出租市场和二手房转让市场，才能承担得起温州人的这种炒房运作模式。［3］

　　但不幸的是，由于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无法自由运输的典型不动产，这一点决定了它只能在当地消化，也就是租给当地人或转卖给当地人。中国社科院朱广新博士说，如果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转卖价格的接受程度不高，则就意味着温州人炒下的这些房地产将不能预期变现成高额回报，将会出现消化不良，只能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一点，在二线城市（地市级城市）和三线城市（县级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据悉，已经有不少在二三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兵败而归，主要原因就是当地人对房地产租金和二手房的转卖价格接受能力有限。

　　相比之下，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一线城市炒房的温州人要幸运得多，在这些城市炒房虽然买入价远比二三线城市高，但由于当地人的经济能力本身就很强，可以比较顺利地消化掉温州人炒下来的那些房子。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线城市将继续成为温州炒房团的理想之地，而去二三线城市炒房淘金似乎还显得过于超前，除非有胆量和实力做好10年之内不见明显回报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