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者认为，封建割据的国家是妨碍产业资本充分发展的，而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的广泛干预是国家致富的重要保证。因而，他们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并积极主张国家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颁布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实现贸易保护政策，并和国家政权相结合进行殖民扩张。8正如重商主义者蔡尔德所说：“……财富产生权力，权力保护我们的贸易和信仰。”9普遍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不仅使封建专制统治得以维继，而且也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要求把社会生产力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求发展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传统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同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是较早的，因而英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矛盾虽然是主要矛盾，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尚未成熟。从整个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来看，封建势力也远远大于资产阶级的势力。这就决定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较为曲折。资产阶级联合法官、律师，利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同以英王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经历了议会斗争、革命战争和“光荣革命”等多个阶段、多种形式的较量与妥协，甚至一度出现复辟后，资产阶级才最终取得胜利，夺取了统治权，资本主义制度也得以确立。

　　这时，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在总量上超过了封建主阶级的利益，成了公共利益，但却不占优势。资产阶级不得不承认封建主阶级的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继续存在。因而，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资产阶级虽然与封建主阶级达成了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却不同于英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资本家与封建主阶级的联盟，而是一种对抗条件下的妥协。这表明英国资产阶级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铲除封建残余，消除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进步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从理论上论证实现经济自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生产方式的完全确立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在经济学上就表现为，这一时期主流经济学开始由反映封建主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向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学派经济自由主义过渡。并且，这种过渡是渐进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与重商主义对立。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就生活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的时期，他的学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过渡性特点。在配第早期的著作中，他主张国家应合理地干预经济生活。这一点虽与以前重商主义者关于国家应积极地干预经济生活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他毕竟是提倡国家干预的，从而也说明了他对国家作用的看法有着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10到了晚年，配第的重商主义见解才被完全克服。马克思在评论配第于1695年出版的《货币略论》一书时就曾指出：“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11配弟以后的经济学家，如洛克（J.Locke）、诺思（D.North）及孟德维尔（B.Mandeville）等，基本上是沿着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剔除他们理论中所保留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封建残余。马克思曾指出，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到十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是一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12这表明，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实现自由经济行政的前提是，建立经济平等原则，给予经济自由权和废除重商主义经济限制。”13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主流经济学过渡的渐进性必然在法制上有所体现。在当时，封建主阶级的利益随时都有超过资产阶级利益的可能性，面对封建复辟和行政专横的危险，资产阶级不得不宣布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要求立法权和司法权对行政权实行严格的控制，从而限制、取消重商主义政策，防止行政权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为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创造条件。于是，“控权论”在英国产生了。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控权是实现阶级分权，是一个统治阶级运用统治权去控制另一个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从而，控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成为这一时期“控权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