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商法进行研究现实需要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一批由中国人翻译、编译和编著的商法学著作。由于西方商法制度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比较成熟，而中国传统律学中又没有相对应的内容，同时，商法的技术性强，而与道德伦理等文化价值准则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当时的商法学著作绝大部分是对于国外商法学著作的翻译，或以国外商法学著作为基础进行编译、编著的。属于这一类的著作主要有雷光宇据日本志田钾太郎《新商法论》编著而成的《商法商行为》（1907），据日本教习在京师法律学堂讲授内容而成的《京师法律学堂笔记》中的《商法总则》、《商法（有价证券，船舶）、《破产法》（1911），秦瑞王介、郑剑译述的日本松波仁一郎著《日本商法论》（总则、会社、商行为、手形、海商），陈时夏据日本商法学家青木*！二氏著作和志田钾太郎讲授编译而成的《商法海商》等。另外，在当时的《译书汇编》、《政法杂志》、《政法浅说报》、《法政介闻》、《预备立宪公会报》等法律报刊中，也发表了一批由留学生们翻译、编译的国外商法名家的论著。 ??

　　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商法学已经产生。那么，中国商法学产生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其产生的标志又是什么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很难对中国商法学产生的具体历史进程，作非常细致的描述。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分析，本文认为，1907年和1909年召开的两次商法大会及其所形成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的编辑完成，标志着是中国商法学的正式产生。??

　　商法大会，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专门讨论商法编辑问题的民间组织的大会。在两次商法大会上，工商业者和法学专家共同研究了中国商法典的编制问题。在第一次商法大会上，与会代表共同确定了商法编订的主要部分以及编订的次序，即第一编为公司法，第二编为契约法，第三编为破产法，第四编为商行为，第五编为手形法即票据法，第六编为海商法，第七编为总则。在第一次商法大会之后，预备立宪公会商法编辑所指派秦瑞王介、孟昭常等五人任编订员，分任商法各编的起草工作。至1908年12月已编制完成《公司法草案》一编，商法编辑所将此草案附理由书及浅说约四十余万字，分送各地商会征求意见，并邀请各地商会派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1909年12月《商法总则编》又告编成，因商法第二次大会召开在即，也一并公告讨论，其理由书约十余万字。1909年12月19日，第二次商法大会在上海召开。在会上各商会代表对于商法编辑所编定的草案进行了讨论和修改。最后，大会公推秦瑞王介、孟昭常二人在完成草案修改后，为代表赴京，将商法草案呈部。同时指出其它未完之商事法令必须继续编缉。此次会议的《商法总则》与《公司法》后称《商法调查案》。其上呈部之时，恰值清王朝原定之《钦定大清商律》已不适用，法律修订馆的《商律草案》尚未出台，农工商部准备修订公司章程之际，故为其采纳。在稍事修改之后，定名为《改订商律草案》，呈资政院审议。但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搁置。后来民国初年公布的《商人条例》、《公司条例》就是在此基础上制定颁布的。??

　　清未商法大会是中国商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商法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商法总则理由书和公司法草案理由书，是清未商法制定中的一个重要商法文献，也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商事立法问题进行研究的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著作。因此，本文认为，1907年和1909年召开的两次商法大会及其所形成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的编辑完成，标志着是中国商法学的正式产生。??

　　二、中国商法学的初步发展：1912年至1928年??

　　中国商法学在这一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商事立法活动的进一步开展。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在建立之初就把商事立法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南京临时政府宣告各友邦书》第八条中，民国政府明确表示，要改订民法、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的种种限制。由于“编辑法典，事体重大，非聚中外硕学，积多年之调查研究不易告成”，民国政府暂时援用前清的商律和破产律。1912年5月14日，民国《大总统秘书厅交商部拟定商律文》中指出，“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考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同年7月，民国政府成立法典编纂会（1914年更名法律编查会，1918年又更名为修订法律馆），专司法典编纂之事。民国政府法律修订馆对于商事法典的编辑进行了长时期的工作，但进展缓慢。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又派团参加。施肇基代表中国又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十大原则，与会各国继续反应冷淡。最后，在美国人休斯（Hughes）的提议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各国各派委员一名，组成治外法权调查委员会，考察在中国领事裁判权现在之情形，中国法律、司法制度以及司法行政状况。 经考察后， 由委员会提出报告和建议，再行决定是否应立即放弃治外法权。〔30〕这一决议促使北洋政府在法典编制上加快了速度。北京政府特饬修订法律馆加速各类法典的编纂。1922年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因旧案未能适用，新法急待商订”，开始起草《票据法》第二次草案，1924年春又由修订法律馆外国顾问爱斯加拉起草商法，其中《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的草案于1926年至1927年陆续完成。??